这种变化是有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的。
内因是：经过康、雍、乾三代的经营，政治上采取高压与怀柔相济的政策，经济上奖励发展农业生产，注意百姓生计，社会相对稳定，边区民族融入统一帝国后，内地与边区的交往日益密切，农耕文化和儒家文明地域的扩大，华夷之限的界线逐渐模糊，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加速，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华夷之别，逐渐为中外之别所替代。同时清朝统治阶级因是异族人居中原，务须消除“华夷”之别，以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康熙帝即强调：“中外同观，罔有殊别。”①如针对清初汉族士大夫的华夷观，雍正七年九月谕文武大臣：“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人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诬谤诋讥之说耳。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俨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清王朝自认为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其国家公文多以汉、满、蒙、藏多种文字颁布，即其明证。特别是到了乾隆中期全国疆域的奠定，至少在朝廷高层次人员中，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已经形成。其时对疆土、版图的认定，已经不限于传统的版和图了。如外蒙归附后，康熙谕日：“朕承继大统，数十年来，扩从古未入版图之疆宇，服从古未经归附之喀尔喀、厄鲁特等。”乾隆时平准噶尔后云：“现今准噶尔尽入版图，其北则俄罗斯境地。”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己丑，谕日：准噶尔“今既归我版图，即应收其赋税。如有采买，祗当给与平价，不可与外藩交易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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