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业英，1940年生，江西于都人。1963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1994～2005年任《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1912～1916），主编有《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民国史》第二版，编有《蔡锷集》、《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合编）等。

    小凤仙是“名妓”、“侠妓”吗？蔡锷与小凤仙“相恋”吗？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了吗？蔡锷京津脱险的真相是什么？如何评价此时的小凤仙？蒋介石、张学良1928年为何双双选择和平统一方针？张学良既然选择和平统一方针，又何以不顾蒋介石的迫切愿望，一再拖延东北易帜的时间？他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只有协调和配合，而没有矛盾和争夺吗？张学良在争夺什么？其内心有何隐情？蒋介石为什么能取得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除了政治、经济等优势外，是否也有军事谋略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剿共”军在哪些方面不如共产党和红军？如何分辨历史当事人记述中的历史“虚假”与“真实”？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何以会破产？是谁造成的？怎样造成的？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启示？《古调新弹：民国史事及其他》依据史实，认真回答了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今日学术界，在对待历史当事人的记述问题上，似乎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倾向，一种是沿袭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思维，自觉不自觉地以个人的好恶和向背为取舍标准，对于所谓“正面”人物的记述，大都深信不疑，基本无怀疑其是否真实或可靠的意识，而对于像李一之这种可视为“反面”人物的记述，一般只相信其对彼方的过程性的或某些有利于竞争对手的记述，而对其某些不利于竞争对手的记述则往往疑窦丛生，总觉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非但不能引以为论证某些“历史真实”的依据，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强词夺理，严加排拒，稍能顾及学术品格者也只是故装糊涂，以不可能反映竞争对手的“历史真实”为由，简单地弃而不用而已。另一种思路和倾向又与此不同，由于仍然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研究的负面影响心有余悸，往往有意无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对所谓“正面”人物的记述常常多所怀疑，宁愿信其“假”，不愿信其“真”，而对所谓“反面”人物的记述却情有独钟，往往不加思考，不辨真伪，拿来就用，甚至有意无意在“反思”的旗号下，以为唯有这类记述才是真正的“历史真实”，而倍加珍惜。这其实只是新时期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否定的“非此即彼”思维定式的翻版，同样不足为训。因为它同样无助于“历史真实”的探求。
    与此同时，在民国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报刊资料似颇受研究者青睐。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当时报刊的记述，既及时又不脱离历史现实，有其鲜明的时空性，可说是地道的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自有非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认知价值。

自序（1）

政党、社团
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3）
民国初年的自由党（25）
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28）
民国初年的民主党（33）
民国初年的沈定一和公民急进党（52）
略论日伪新民会（77）

人物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正（93）
护国战争时期的朱德（97）
蔡锷与“二次革命”（114）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真义何在？（137）
朱执信在护国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141）
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147）
刘显世与护国战争（155）
蔡锷与《清议报》（169）
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181）
蔡锷与国际公法（211）
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228）

史事
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与发动（281）
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述评（298）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309）
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320）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337）
中国人民对韩国“三一”运动的支持和声援（384）
论1928年的东北易帜（392）
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与历史真实——新见《剿共随军日记》释读（437）

评论
《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读后（471）
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475）
关于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480）
我们为什么谴责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483）
“文抄公”惯用的手段（487）
新年寄语（489）
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493）
抗日战争研究不能以偏纠偏（508）
实现了本所几代人的夙愿——读《中国近代通史》有感（512）
《近代史研究》三十年之路与未来走向（519）
《追远录——纪念万福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序（553）
《冯玉祥的前半生——兼对其自传〈我的生活〉辨析》序（556）

附录
无怨无悔的岁月（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