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成立，共和告成，因言论自由，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不久，在上海租界内，却发生了一起文字狱，当事人是戴季陶。<br> 当时，戴季陶21岁，才华横溢，正值革命时期，取名天仇。当南京临时政府行将结束的时候，革命党人周浩在上海租界开办《民权报》，请戴季陶担任主笔。《民权报》刚出版时持论尚婉转，但不久即猛烈地抨击袁世凯破坏民国、专断独行的野心，言论日趋激烈。<br> 5月间，袁世凯政府因财政困难，国务总理唐绍仪不得不向列强接洽借款，但六国银行团乘机要挟，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遭到唐绍仅的断然拒绝，谈判濒临破裂。于是，中国方面由财政总长熊希龄（共和党人）接手借款谈判事宜。熊迎合袁世凯的意图，接受了银行团的一笔垫款，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革命党人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戴季陶也义愤填膺，在5月20日的《民权报》上写了一篇短文，题曰：《杀》。全文如下：<br>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br> 戴季陶当时虽虎虎有生气，但毕竟年少气盛，不免鲁莽从事，不仅文字偏激，连倾向同盟会的唐绍仪也无端受责。不过，区区短文，也只是愤激之辞罢了。<br> 然而，此文一出，不仅得罪了袁世凯，也得罪了列强。22日午后4时，租界巡捕房西探和华探各一人，至《民权报》编辑部，向戴季陶出示租界会审公廨提票一张，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br> 戴季陶入狱后，同牢监犯问他因何被捕，他感慨地说：“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做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来此矣。”当晚，他的妻子来探监，用周浩常用的话勉励他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第二天上午，会审公廨即开庭审理此案，戴季陶延请德雷斯律师辩护。德雷斯向问官指出：“际此共和时代，报馆为舆论机关，有言论自由主权”，要求延期审理。于是，问官判为交保释放，改期再审，由通义银行经理张静江投案具保。<br> 戴季陶的文字狱由于发生在民国成立之后、租界之内，舆论界反映十分强烈。他们一致谴责租界当局干涉言论自由。邵力子在一封读者来信附言中表示，准备将《民立报》迁出租界，“以中华民国之大国民，处中华民国完全主权之地，以组织中华民国之真正言论机关”。上海的日报公会于23日为此特邀各报同仁到会研究，他们对租界当局这一文字狱一致表示愤慨，议决由日报公会函请沪军都督陈其美、上海通商交涉使陈贻范与租界当局据理力争。他们指出：“（租界当局）以鼓吹杀人四字罗织其罪……报界记者人人自危，其关系天仇个人之事小，而蹂躏我舆论，蔑视我民国，其事实大。”同时，各界纷纷电请袁世凯、唐绍仪保护言论自由之权。唐虽也属戴文指“杀”之列，但十分大度，他致电陈贻范，请其向租界当局交涉：“共和初建，报纸偶有失检，此时不宜深究，请即转知公廨，转致工部局，即行将案注销。”<br> 于是，陈贻范致函上海领袖领事、比国总领事薛福德和会审公廨进行交涉。他指出：“文字之狱，为中国历史所指斥”，要求尊重言论自由，并指出：“公堂不用传单，竟发提票，有失检点。”华籍会审委员关炯之迫于舆论，复函表示，公廨本不赞成使用提票，但巡捕房以刑事案件为由，坚请立提，从上午9时争到下午5时，只好迁就，他表示：“既无实力，又无后盾，不能处处坚持到底，不胜羞愤惶愧之至。”准备收场。<br> 6月13日上午10时，会审公廨再次开庭审理此案，戴季陶请的律师德雷斯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指出，戴文属于言论自由，关系国事，既未妨碍租界治安，亦无鼓吹阅报之人暗杀实迹，只是因为爱国热心，反对借债，才有此规劝此事的议论，而且北京政界无人起诉，与租界工部局无关。他特意指出：“今《民权报》所载反对外债文词，工部局竟出干涉，似与国事有关，以故中国人民皆不欢悦。”会审公廨在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压力之下，最后草草判决：“依照中华民国新刑律第二百七十条妨害秩序罪减等处断，着罚洋三十元。”<br> 宣判之后，戴季陶坦然地询问问官：“不知定案之后，将来再有此等言论，尚可发愤登载否？应请明示。”问官难以回答，只好说：“以后言论，总以和平为是。”当然，戴季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见解，不久又写出了“投之以兵力，报之以铁血”、“武力解决”一类的激烈反袁文字。而《民权报》也一再抵抗着租界当局对革命言论的干涉。<br> 当时，戴季陶的轻易获释和拥有的革命言论自由，是以革命党人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袁世凯和租界当局一直在企图压制革命舆论，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自由地发表革命言论的权利在国内也就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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