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市民社会的成熟形态，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它把一部分人变成资本所有者，把另一部分人变成一无所有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整个社会成为两大阶级生死博弈的战场。一方面，工人劳动的最后目的表现为获得维持自身生存的工资；另一方面，资本家生存的全部意义在于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逐。国民经济学家将这一“事件”不加追问地确立为前提，即“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①。在那里，伴随“谋生的劳动”而来的，是人的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的活动，人的机能表现为人的动物机能，生命的维持表现为对生命的摧残，有个性的个人表现为偶然的个人，作为个人的个人表现为阶级的个人，道德与否取决于你是贫穷还是富有，等等。
黑格尔以理念的自身活动解决了市民社会与道德不兼容的难题。在他看来，市民社会蕴含两个内在关联的原则，即“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②。这两个原则一方面使“一切脾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另一方面又使“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受到普遍性限制的特殊性是衡量一切特殊性是否促进它的福利的唯一尺度”。③也就是：前者作为一种任性使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市民社会变成个人私利的领域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后者作为理性又外在地规范着特殊的个人谋求私利的活动，从而使特殊的个人获得形式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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