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出身官宦之家，父柳子温曾为温州刺史，兄柳公绰曾为河东节度观察使，所以“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乃能“体势劲媚，自成一家”，成为晚唐鹤立鸡群的杰出书家。
柳公权以楷书名世，从渊源上论，“柳体”楷书，出于颜真卿，兼收欧阳询的峻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疏朗，以方拓峭险，别开生面。从形式上看，“柳体”楷书是与颜真卿《多宝塔碑》等一脉相承的“官楷”，而与“颜体”特征明显的《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碑》等则相距较远。朱长文《续书断》以为柳书“不及颜之体局宽裕”，实质上指出了颜书有较多的个人写意色彩。而柳书则局限于书写之上，谨慎、精到，缺乏个人的写意色彩。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以为“鲁公书无体不有”，其楷书面目前后变化多样，而柳体用一以贯之的做法相对立。其实，颜楷是在唐代官楷基础之上的升华，柳楷则是对官楷的进一步追索和加深，两者都从“官楷”出发，但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当然，盛中唐之时的颜真卿《多宝塔碑》等已对唐代官楷作了较典型的展示和总结，但这个总结在尚未能够建立与汉字字形的严密的、独立的联系；尚未脱尽北齐地域书风的影响之时，便转向了具有颜体特征的风格化道路。而柳体楷书是在既有的官楷道路上，将汉字书写的形式精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其代表作《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其点画用笔，细腻精到，笔画形态的任一细微之处，皆与汉字的书写密切相关；其间架结构，中心攒聚，四边伸张，每一字又因具体情形而略有不同。它比颜体《多宝塔碑》更严格、更精到、更灵活，但较之颜体风格定型后的诸作，又呈现出相对的平稳坦实来。“官楷”本是通俗化的千人一面的实用书写，很难表现个人面目，而柳公权则将这样的楷书写得精确独到，并由此确立了个人风格——“柳体”楷书在晚唐书坛走向衰落的总趋势中，及时总结了唐代的楷书技法，并创造出了具有个性风格的新的楷书范式，使唐书尚法的风气不至于坠弱，且也为后人的学习提供了又一原型，仅此而论，他在唐代书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晚唐书家在楷法上的代表，是柳公权。而在抒情方面的代表，则有以怀素首开风气的禅僧草书家，如高闲、警光、亚栖等等，遍于晚唐的相关书法史料、以禅僧书家为中心的草书诗，竞有好几十首，其中对他们的草书书法创作情态、创作步骤与创作效果，有着非常出色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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