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出身官宦之家,父柳子温曾为温州刺史,兄柳公绰曾为河东节度观察使,所以“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乃能“体势劲媚,自成一家”,成为晚唐鹤立鸡群的杰出书家。
柳公权以楷书名世,从渊源上论,“柳体”楷书,出于颜真卿,兼收欧阳询的峻劲,虞世南的圆融,褚遂良的疏朗,以方拓峭险,别开生面。从形式上看,“柳体”楷书是与颜真卿《多宝塔碑》等一脉相承的“官楷”,而与“颜体”特征明显的《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碑》等则相距较远。朱长文《续书断》以为柳书“不及颜之体局宽裕”,实质上指出了颜书有较多的个人写意色彩。而柳书则局限于书写之上,谨慎、精到,缺乏个人的写意色彩。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以为“鲁公书无体不有”,其楷书面目前后变化多样,而柳体用一以贯之的做法相对立。其实,颜楷是在唐代官楷基础之上的升华,柳楷则是对官楷的进一步追索和加深,两者都从“官楷”出发,但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当然,盛中唐之时的颜真卿《多宝塔碑》等已对唐代官楷作了较典型的展示和总结,但这个总结在尚未能够建立与汉字字形的严密的、独立的联系;尚未脱尽北齐地域书风的影响之时,便转向了具有颜体特征的风格化道路。而柳体楷书是在既有的官楷道路上,将汉字书写的形式精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其代表作《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其点画用笔,细腻精到,笔画形态的任一细微之处,皆与汉字的书写密切相关;其间架结构,中心攒聚,四边伸张,每一字又因具体情形而略有不同。它比颜体《多宝塔碑》更严格、更精到、更灵活,但较之颜体风格定型后的诸作,又呈现出相对的平稳坦实来。“官楷”本是通俗化的千人一面的实用书写,很难表现个人面目,而柳公权则将这样的楷书写得精确独到,并由此确立了个人风格——“柳体”楷书在晚唐书坛走向衰落的总趋势中,及时总结了唐代的楷书技法,并创造出了具有个性风格的新的楷书范式,使唐书尚法的风气不至于坠弱,且也为后人的学习提供了又一原型,仅此而论,他在唐代书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晚唐书家在楷法上的代表,是柳公权。而在抒情方面的代表,则有以怀素首开风气的禅僧草书家,如高闲、警光、亚栖等等,遍于晚唐的相关书法史料、以禅僧书家为中心的草书诗,竞有好几十首,其中对他们的草书书法创作情态、创作步骤与创作效果,有着非常出色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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