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与少数民族的交流记载以外，涉及与国外交流的口译记载多散见于明清或近代一些档案、小说中的间接描述——彼时国人对口译译员有了正式的称呼，即所谓：通事。遗憾的是，尽管口译活动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对口译这种现象和活动的研究工作却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br>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翻译》、《现代外语》等核心期刊先后介绍了其他影响较大的基于认知科学的口译理论。如，1998年，范守义撰文介绍了吉尔（即“嘉尔”）的《口译与笔译译员培训的基本概念和模式》，主要内容包括有关翻译教学主要环节的几个模式和有关的论述。即口、笔译交际模式，信息类句子的信息结构模式，口译三阶段模式，语汇引力结构模式，技术演讲的理解，翻译的顺序模式等等。2001年，肖晓燕也介绍了吉尔的同声传译的多任务处理模式。她指出，吉尔的这一模式建立在认知科学概念上，其目的不是要描述口译过程，而是解释口译中出现的困难及译员常用的对策。吉尔的模式被认为是对以塞莱丝柯维奇为代表的传统口译理论的挑战，给口译教学带来了新的启示。同年，吴义诚对国际上第一部以翻译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口／笔译的认知过程》进行了评介，着重介绍了书中所载四大议题的研究内容：翻译过程的研究路线与方法，翻译认知过程的描写和解释，翻译习得与翻译能力的发展，以及口译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吴义诚认为该书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它对翻译学、语言学及心理学研究都将提供有益的启示。<br> 我国的口译研究和西方的口译研究一样，它也可以被划分为几个明显的研究阶段，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科学理论研究发展的特点。<br> 首先，在口译研究之初，由于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围绕着口译现象和口译培训状况介绍进行的，所以当时的口译研究尚且处于“初级研究阶段”，口译研究没有宏观框架，微观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只有皮.毛，没有实质性内容（刘和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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