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言”笔法的文化渊源
从文化渊源上来说，“反言”笔法与中国史书修撰中的“春秋书法”有很紧密的关联，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人崇尚迂回的言说方式。
“春秋书法”原指《春秋》在记载史事中的书写原则和书写方式。根据《孟子》和《史记》的记载，孔子面对世道衰微、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于是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删改修订，著成《春秋》。《春秋》在记载史事时，通过一定的书写原则和方式，暗示了孔子对当时政治和伦理的评判，同时也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左传》最早总结了《春秋》的书写特色：“《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①这表明，隐晦曲折、婉而成章的笔法是“春秋书法”的一个重要表现。“春秋书法”在中国古代的著述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其中，“反言”笔法作为一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手法，成为古代史学修撰和文章创作中被经常运用的一种笔法。《史记》作为一部杰出史学巨著和文学经典，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书法”，将“反言”的笔法运用得更加奇妙莫测。在《淮阴侯列传》的论赞部分，司马迁表面上说韩信谋反、罪有应得，而他在正文中却以大量笔墨，详细记载了韩信的忠诚之举和知恩图报的品性，实际上是句句在说韩信未反，而且根本不可能反。司马迁曾被汉武帝残酷地施以宫刑，身心遭到了极度的摧残，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污辱，因此他在揭露和批判汉统治者时，不得不避开专制政权的淫威，采取“反言”的笔法，隐晦曲折地表达他内心深处的不满和抨击。可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威逼和政治迫害是“春秋书法”得以长期盛行的外部原因，也是“反言”这种特殊笔法生成和存在的一个历史原因。面对专制威逼和政治迫害，古代作家往往通过“反言”的笔法，曲折隐微地表达内心的愤激不平。柳宗元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被贬之后的文章，如《乞巧文》、《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人道序》、《与萧翰林倪书》，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反言”的笔法。
当然，专制政治不是全部的原因。中国古人偏好迂回曲折的言说方式，也是“反言”笔法的一个生成机制。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其《迂回与进入》一书中，对中国古人偏好迂回曲折的言说方式进行了专门的论证。他指出：“中国表达法的本质（也是中国文章的特点）就是通过迂回保持言语‘从容委曲，：以与所指对象保持隐喻的距离的方式。”②“反言”笔法正是一条追求迂回的有效方式，古代作家在无法直言或者为了追求更加丰富的言外之意时，往往会采用“反言”的笔法。比如，黎、安二生是两位青年才俊，善古文，因乡人讥其迂阔，所以请曾巩作文为之辩驳。曾巩于是写下了著名的《赠黎安二生序》。文章表面说自己十分迂阔，只知志于古道，不知合乎时俗，然而实际用意，却是在勉励黎、安二生为文应当志于古道，不要流于时俗，更不必计较世俗的讥评。曾巩此文之妙，关键在于“反言”的笔法，使文章产生了含蓄委婉、意在言外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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