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激发了经济学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当制度缺陷产生的巨大摩擦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的车轮停滞不前时，腐败——既是制度缺陷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究竟是嘎吱作响的车轮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开始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形成“腐败效率论”和“腐败摩擦论”。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实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新旧制度的交替和摩擦导致腐败大量滋生并快速蔓延。腐败严重影响一国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国内私人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对外经济援助和国内金融体系等，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经济安全。
腐败在我国的出现并非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但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却是腐败在我国蔓延的起点。从腐败的主观衡量指标来看，我国的腐败感知指数（CPI）从1995年开始，一直维持在3.5以下的水平，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而我国的行贿指数（BPI）在过去10年的时间中，评分很低，且在样本国家中排名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说明我国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行贿的倾向十分严重。从客观的腐败指标CI来看，我国各省市腐败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比较严重，此后相对有所缓解，但是2000年以后，又有缓慢恶化的趋势。
大量研究证明，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前者的效应不确定，而后者的效应很显著：生产性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寻租性支出则往往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在我国，近些年来各省、直辖市的公共支出规模都在扩大并逐渐符合瓦格纳法则。然而，公共支出结构的失衡也相当明显：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城市维护费用支出等比例较大且逐年攀升，而政府在科技三项费用、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虽在增加，但是绝对比例仍然较低。此外，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从总量上看，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市公共支出的规模较大，但是经济落后的西部省市人均公共支出却相对较高；从结构上看，西部地区近些年的基础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费用支出的增长均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但是与此同时，行政费用支出也是急剧扩张，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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