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过去十年的发展却给社团主义的框架投上了阴影。劳动者的最高组织“连合”的影响力显著下降。劳动组织的组建率在最近的20年里大幅下滑(参照第9章)。“连合”对于涉及全体日本劳动者福利政策的影响力也大幅萎缩。曾经是日本参会劳动者政治代表的日本社会党(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性地进入了村山的联合内阁(1993-1996年),之后一直在苟延残喘。正如清水直子及其他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日本的劳动工会缺乏对决策层的影响力,那么劳动工会是否有存在的意义,社团是否具有抗衡力,都不免让人心生疑窦(清水1997)。
上述怀疑并不新鲜。加仑逊和尾高质疑日本的劳动工会是否真正对工会成员的关心事进行了有效的干预(GalensonandOdaka1976)。河西宏祐证明了当经营者试图引入对经营者有利的人事制度时,很多劳动工会似乎都临阵倒戈,站在了经营者一边(河西1992a)。不过这种观点并未否定劳动工会在企业层面上为提高成员福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河西1992a,Benson1994,1996)。
关于社团主义框架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并不如以前那么默契,预测变得越来越困难。通产省的影响力在过去15-20年间大幅下降,尽管“日经联”和“经团连”进行了合并,经营者团体对其成员的统治力依然在逐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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