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暴得大名”主要是因首倡“文学革命”。1916年8月21日，他致信陈独秀，该信载于2卷2号《新青年》“通信”栏目。在此信中，胡适提出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八事”。前“五事”是指“形式上的革命”——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后“三事”则是“精神上的革命”——“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须言之有物”。①陈独秀于1916年10月5日复信——在肯定“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后，要求胡适“赐以所写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②响应陈独秀的召唤，胡适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1917年1月出版的2卷5号。胡适在该文中温和地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该文刊出之后，反响强烈，“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北京大学一校之内便有两位教授对之极为重视。其一则为陈独秀本人。另一位则是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③。陈独秀深知此文意义重大，故在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文中明白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蕴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此后，有关文学革命的激烈讨论，基本上皆围绕胡适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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