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1、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
日本投降了，不久就有了我
1946年末，在冰天雪地的河北坝上草原，有一队八路军干部骑着马从延安向东北行军。我爸和我妈就在这行军的队伍里。他们到承德的时候，在照相馆里“补”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时，我妈肚子里已经怀上我了。这张结婚照的底片是玻璃的，后来摔成了两半。几年以后，我爸在北京的照相馆复制了一张底片，现在仍保存完好。
我爸和我妈是1944年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办的外语学院英文系学习时相识的。这个系是准备开赴山东抗日根据地配合美军在青岛登陆对日作战的。1945年8月，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苏军势如破竹地从蒙古和黑龙江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爸我妈所在的英文系也不用再开赴山东了。不过，它却成全了我爸和我妈的婚姻。后来也就有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
我妈是蒙族姥姥是满族
我妈在承德收到了我舅舅从北京写来的家信。告知了自从我妈1940年（17岁）离家出走以后家中的情况。得知我姥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消息，她大哭了一场。
我妈叫吴昭（参加革命前叫：张若筠），是北京的蒙古人。我姥爷叫张庆颐，字畏天，从他上溯三代的祖爷爷可能是个蒙古王爷，住在昭乌达盟扎鲁特旗。祖爷爷擅长拉弓射箭、骑马打仗。后来随清朝御驾亲征的军队作战，立下大功，被册封在北京做大官。我外曾祖父当的什么官我妈也说不清，反正外省进京上朝的官员都要请他抄奏折。他的小楷写得特好，“文革”前我家还有许多因抄错一个字就废弃了的黄绫奏折。“文革”中都被我妈悄悄烧了。我姥姥是满族人，叫韩雪琴，大清朝讲究满蒙一家嘛。辛亥革命后，旗人没有了俸禄，姥爷家就衰败了。在民国时，姥爷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教外国人学中文。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外国的使领馆都撤了，我姥爷一家沦落为“城市贫民”。我妈说她自己小时候很淘气，虽然她的功课学得很好，却总是坐不住。后来我看到她当年上学时的相片，她居然连拍照都要爬到墙头上去拍，当然，也有在河边树旁搔首弄姿的，总之，她从小就不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姥爷虽然不打她，但有一次实在是太生气了，就把她提起来扔到床上。我舅舅却总是一副很文弱的样子，看来比较乖，因此在外面受人欺负的时候，都是我妈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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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是安哥的一句口头禅，也是刚刚出版的安哥的书名，大概只有安哥能用它作书名。“哥哥不是吹牛皮”，另一种理解，安哥是吹牛皮，不是吹气球。气球不经吹，牛皮吹不破。
安哥是我20多年前的老朋友，长得一表人才，整天乐呵呵的。直到现在60多岁了，不见发福，身材匀称，四肢灵巧。这大概正像他说的，家族血缘太远，是“杂交优势”的结果。别看他说话结结巴巴，故事却讲得结结实实：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他爸骑自行车找裁缝做的；10 来岁给胡志明献花篮；20 多岁和杨丽萍同台跳舞，30 多岁用照相机见证许多中国第一------
首次接触安哥是1987年，在珠海的《摄影趋势研讨会》上，安哥放他的“开放百态”幻灯片，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从此我就十分关注安哥其人。同年，我主持《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安哥的《大龄婚礼》引起评委的赞叹。其实安哥的好几幅作品都是十分醒目的，只是由于他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把作品集中地编排在一起，因此未能获得系列大奖。在后来编辑《中国摄影四十年》大型摄影画册时，特别给了《大龄婚礼》较大的篇幅。一年后我们在北京重逢，安哥先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他的摄影展，后来接着参加北京国际摄影周，这次我们有机会作了深入交流。在看了他和李晓斌大量作品后，我认定他们两人是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无法绕过的人物。在后来的摄影评论中我认为，安哥是以平民的视点，纪录被改革潮流挟裹进去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与存在方式；李晓斌则是直接捕捉平民百姓的政治与革新活动。前者作品总体呈现出幽默，后者则显得更严肃。但他们殊途同归，珠联璧合地为我们还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风貌。这与他们处于不同环境有决定性关系，北京是政治中心，广州是商业福地，两地人有很大差异。因此我说，北李南彭（安哥原名彭振戈），是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的两面旗帜。
那时的安哥十分活跃，记得一天中外摄影家拍完国旗护卫队，与战士们在天安门内一起跳舞，安哥与马格兰摄影师弗兰克的舞姿，赢得大伙响亮的掌声，他们手中的相机仿佛链球被甩得很高。
安哥出身是显赫的，命运却使他从北京下到云南，从庙堂走入民间。从此，他身未再回庙堂，心更扎在民间。20多年里他始终保持着平民的视点，用一种既亲切又平和的手法观察、发现、记录着与社会变迁、与历史难分、与人性相连的影像。因此，他的作品一经发表，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社会的反响。
安哥喜欢与人交流，印象中的他除了拍照，就是骑着自行车，带着幻灯机，穿街走巷，与朋友放片阔谈。仿佛一名传教士，虔诚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安哥常说，我们生来就是干活的，所有的事必须从自己的双手做起。2003年有幸与安哥一起策划《中国人本》大型摄影展，其实我介入《中国人本》策展工作时，安哥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在与安哥他们共同做事时，安哥总是事必躬亲。除挑选照片，编辑顺序外，他甚至在家中安了放大机，亲自动手放大展览作品。2003年12月《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展在广东美术馆成功展出，在开幕式上，安哥带头脱光上衣，脖子上挂一根领带，与100名农民工表演了一场行为艺术，把开幕式推向高潮------
两年前安哥对我说，要静下心来，一方面整理自己的底片，一方面梳理自己的人生，我很是认同。年初他就发来24万字的回忆录草稿，我几乎用了三个整天，一口气读完了《哥哥不是吹牛皮》。我想中国的摄影人千千万万，发表的照片没法统计。但是，像安哥这样把握影像，像安哥这样把摄影与自身人格的完善紧紧结合起来，把自身人格的完善与整个民族变迁的历程结合起来的摄影人能有多少呢？
安哥的摄影是靠智慧赢人青睐的，安哥的书也是靠智慧吸引人眼球的。
胡武功
2009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