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儒学崇尚教化及以忠信为目标的理念，为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化运动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儒学作为一种统治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它不仅要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尊崇，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它应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思想尊崇，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控制整个政治系统的目的。从儒学思想本身而言，为政显然是其创制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儒学运用了一种非常独特但又十分奏效的“统辖技术”，即，以“孝”说民、以“孝”教民，最终达到以“孝”愚民的目的。在儒学看来，国是家的放大，国之政治原理，就是家之伦理原则，正所谓“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是儒家政治设计的基本点。不仅如此，“仁”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其根本也同样在“孝”，如同《论语·学而》所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通过如此肇始于“人之初”而伴随其终生的教化，人们正在努力成为或已经成为“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公民”。在家从父、在国从君，以修身齐家为出发点，进而平天下，这种思想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不容置疑也不容违背。而这一切又都源于人的本性之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夫妻之间的爱慕，人类对于万事万物的慈爱、怜悯、同情和仁义……显然，本性之爱是不容置疑、不容违背的。我们不禁感叹，这种忠孝内化人格的“人伦”培养，对于从血缘关系进而演变为宗法关系的中国古代社会而言，简直就是度身定做，契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它不仅是儒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经之路，当然也是帝国等级制社会的必然要求。
总之，在汉武帝看来，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而同时，儒家的德治教化又可以为君主及其统治进行一种修饰和补充，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儒家的各种仪制典章，“将专制主义暴力统治装点得温情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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