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罗斯坦（Bo Rothstein），在瑞典的隆德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曾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挪威的卑尔根大学、丹麦的奥尔堡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大学做访问学者。2004年他创办了政府质量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从理论与实践上研究如何创建并保持高质量的政治制度以及政府质量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以英文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公正的制度很重要：普遍福利的道德与政治逻辑》 （ Just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he Universal Welfare）、《社会陷阱与信任问题》（Social Traps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什么是政府质量？它有多重要？为什么重要？高质量政府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哪些国家的政府可以称得上高质量？如何提高政府质量？
    为回答这些问题，《新华社会管理译丛·政府质量：执政能力与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作者结合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现有成果和自己的研究发现探讨了政府质量与民主建设、经济发展、腐败、社会信任、贫富差距、社会幸福感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作者对比了民主程度高但落后的牙买加与民主程度低却发达的新加坡的发展路径，指出政府如何行使公共权力比其如何获得公共权力更重要。作者领导的研究团队在高政府质量的瑞典与低政府质量的罗马尼亚进行了独创性的控制实验，结果发现低政府质量与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如果人们认为政府机构腐败，不仅会对政府失去信任，甚至会觉得该国公民也不可信任，因此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增加，法律制度执行困难，经济发展受阻。作者最后认为高质量政府的一大基本特色是行使权力时保持公正。
    《新华社会管理译丛·政府质量：执政能力与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的研究成果在欧洲获得了广泛关注，2010年欧盟委员会资助政府质量研究所对欧盟27国的政府质量进行专题研究并撰写了报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称赞本书“极具说服力。所有关注发展不平等问题的人都应该阅读这部著作”。

    其实绝大多数政党均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绝大多数投身政治的人都不追求公平。他们想进一步推动本就有失公正的事业，这还常被视为绝佳的合法理由。这同时也反映出，政治体系“输入”面，要想以公正作为合法性的基本准则，完全行不通。例如，利益组织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根本不会遵循公正，而是推崇谈判中“一物换一物”的做法。也恰是因为如此，政策和措施折射了“新社团主义”或“利益集团”的政治色彩。
    之所以借用沃尔兹的理论，一方面是因为有人批评公正不能作为行使权力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固守一个概念，所谓社会的掌控者只具备一套人类行为标准或者说是道德准则，可能是利己、关怀原则、钻空子、官僚伦理观、社区精神、利他主义或是其他影响公正的因素。按照这个模型，人类的认知发达得多，不会一门心思地利己。他们心知肚明，在这个领域合理的事物，换个领域也许就大错特错。从规范性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在一些领域当中利己思想合情合理，可是换了领域恐怕天诛地灭。例如，市场代理商要是以“利他”作为行为标杆，肯定被认为愚蠢至极，估计要被炒鱿鱼；可如果公务员或父母要是总为一己私利，一定会被众人指责道德沦丧。这样看来，布莱恩·巴里“公平下的正义”似乎偏离主题，因为他的讨论忽视了“不同行为领域”之间的差异。对于很多人而言，不断改进的正义意味着政策当中会出现更多的偏袒（例如，向低层人民提供额外资源），一旦政策制定出来要付诸实践，他们就希望整个贯彻过程保持公正，不能让官僚一手遮天。例如，鉴于高等学术机构聘用中存在性别歧视，如果政府希望增设只针对妇女（或其他弱势群体）的学术职务，完全合情合理。不过一旦开始招聘，很多妇女前来应聘，由于号召制定这样一个配额制度的人，总是希望能够从特定群体中遴选出最佳人选，此刻公正准则开始凸显。所以，某一领域中公正是务必遵循的准则，可领域一变，该准则就变得无能为力，而且有违伦理。
    作为正义原则，公正的实现有其条件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早就指出：“可以这么说，公正，简而言之，是正义的责任，受制于各种条件，必须能把形势控制在手中，还要抵制住各种势力的引诱，按照条件要求，不得有何偏差。”
    笔者并不是说，公正等同于“客观”。使用术语风险重重（如果使用的是外语，情况尤甚）。这里笔者想指出，“客观”这个概念具备绝对性和完美性，这就意味着，全人类无所不知，能够平等衡量所有因素，不谋而合得出相同结论，就好像有个什么自然法则在主导一切。笔者的观点是，公正意味着人性化和现实性的需求。首先，它是“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凡政策或法律规定不得干涉决策的因素，统统要排除。其次，它要求政府官员不得牵涉其中，不论直接抑或间接。再者，公正下的政府质量与公众对政府官员的偏见迥然不同，公众似乎认定官员只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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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致谢
第一章 什么是政府质量
第二章 政府质量：让公民获益
第三章 腐败：政府质量的天敌
第四章 创建政治合法性：代议制民主与政府质量
第五章 遏制腐败：间接“大爆炸”改革
第六章 政府质量与福利国家
第七章 缺乏信任-腐败-不平等陷阱
第八章 政府质量与社会信任：两个实验
第九章 两国故事：民主的牙买加与高政府质量的新加坡
第十章 警惕社会的自我毁灭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