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参与
关键的选择是是否参与。早些时候的事件确立了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原则。然而，如果政治权利伴随着在社会领域中盛行的强迫和不平等，那么，它就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社会主义在1850年左右出现时还只是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将要通过夺取“社会权力”完成由资产阶级开启的那场革命，就像资产阶级赢得政治权力那样。从此以后，社会运动反复出现的主题，一直是民主原则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实际上主要是向经济领域--的“扩展”问题。
然而，正是由于民主原则已经在政治制度中存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看起来就需要加以选择。早期提倡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者的方案，是要在社会之中建立一个社会，这是工场和制造业中联系密切的生产者组成的共同体，在其中他们像消费者那样彼此协作，并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个生产者联合组成的社会，目标是要确立对于资产阶级世界的完全独立；它只是要越过新兴的资本主义秩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要越过工业秩序。然而，一旦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了其政治制度--首先是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然后是民选议会，这种漠然独立的姿态可能就难以为继了。人们可能像蒲鲁东（ Proudhon）那样，不再主张社会改革不可能来自政治变革。即便政治行动的确无法带来社会改革，但是新的政治制度一旦建立，就会或者被视为一个敌人，或者被当作一个潜在的工具。这就要在“直接的”行动和“政治的”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工人世界和资本世界之间的直接对抗，或者是通过政治制度进行斗争。在社会之中建立一个社会做得并不够，还有必要赢得政治权力。正如1864年马克思在向第一国际所做的就职演讲中所言：“为了能够解放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发展合作制，这意味着必须处置国家财产……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重要职责是赢得政治权力。”（1974： 80）因此，马克思主张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必须赢得通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路的权力。但是，令人头痛的问题是，这样的政党是否应当利用现存的制度去寻求政治权力。政治民主，尤其是普选权，是工人阶级可以利用的现成武器。在工人“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的前进道路上，这个武器是应当抛弃还是应当加以利用？
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他们所担心的和所圭张的，不仅是政治行动是不必要的和无效的，而且认为，与资产阶级制度的任何牵连，无论是何种目的、何种形式，都将破坏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1870年，在（瑞士）秀德坊（ Chaud-de-Fonds）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大会（Anarchist Congress）上提出警告：“工人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政治的所有参与，除了巩固既有国家事务状态并进而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瘫痪以外，不会有其他任何结果。”（Droz，1966： 33）对改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状况的一次真正的考虑，即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对国际劳工保护法典的讨论，致使无政府主义者立即惊呼：谁接受改良，谁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Joll，1966： 45）。1888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亚历克斯·丹尼尔森（Alex Danielsson）主张，选举参与将改变社会主义，“从一个关于社会和世界的新理论变成一个纯粹的议会政党的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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