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有人说其铸造工艺有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等都不是本地所产，也很可能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br> 这些发现说明当时“蜀身毒道”、“五尺道”是承载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南亚诸民族地区物品交换最重要的通道，这些古道不仅沟通了中原与云南边疆及周边地区的交往，使中华各民族和周围各族之间的商贾得以往来，物产得以交换，文化艺术得到交流与融合，彼此的社会得到相互促进。<br> 以中原汉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南传和以印度文化为代表的南亚文化东向北上，在云南相遇并交融，留下了很多文化遗迹，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并引发了很多深刻的讨论。在这些文化传播的过程之中，大关及其附近出土的遗物的历史地位，今后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br> 汉代的《孟孝琚碑》可以说是汉文化从四川盆地进一步南传的证据。<br>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在今昭通昭阳区东南郊白泥井马家湾梁堆出土了汉代的《孟孝琚碑》。据碑载：孟孝琚12岁即人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当时汉文化在当时还是异域的滇东北地区的传播情况。<br> 孝琚原名广，字广宗，其曾祖父、父亲都在蜀中做官。碑文记载，孝琚“四岁失母，十二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比德于玉，乃改名为琼，字孝琚”，是朱提郡的俊杰少年。孝琚年纪稍长，父亲为他纳聘了蜀郡的女子为妻，但还尚未迎娶，孝琚即因病夭折。<br> 《孟孝琚碑》的碑文用辞典雅，书法浑朴古茂，出土后引起轰动。著名学者如罗振玉、梁启超、袁嘉谷诸人都对该碑投入了很大的研究热情，以之研究云南地区古代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br> 汉代滇东北地区汉移民大量增加后，学习儒家经典的人与日俱增，亦有不少人模仿中原之风，以为时尚。晋太安元年（302），发生了毛洗、李睿、李猛驱逐建宁太守杜俊和朱提郡太守雍约以响应成都李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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