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科举考试制度转移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而且由于缺乏专利保护等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大大降低了。对于抑制或阻碍中国科技进步的制度因素,国内外许多学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李约瑟曾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与欧洲的贵族式封建体制不同,它虽然有利于维护灌溉体系,却不利于商人阶层和现代科学的产生。钱文源等学者认为,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对脑力劳动者的创造力具有束缚作用,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林毅夫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或许与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有关,尤其是在做可控试验或对有关的自然假说进行数学化分析等方面。中国自隋朝开始就创立了科举制度,这种制度为庶民地主以及寒门子弟开辟了参与政权的道路,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举考试制度也同样具有负面影响。由于所有官僚的选拔都要通过竞争性极强的科举考试,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把进入官僚阶层看成最为荣耀、最为有利的职业,因此有才华的人都被吸引到这方面来,他们具有将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于这方面的足够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科目的设计,完全将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排斥在外,实行“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进士科以诗赋、策论取人。同时,以科举考试科目为导向的教育也将科学技术排斥在外。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甚至走向极端,演变成为片面化与畸形化的八股取士制度。这种极端落后的君主专制性文化制度,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和精力导向了科目设置片面的科举考试,使知识分子与科学技术知识相分离,并导致了中国基础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薄弱。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一种能够激励人们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产权制度安排。诺斯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关键在于专利法的颁布,提供了一套鼓励技术变化、保护技术创新产权、提高技术创新私人收益率的激励制度。而古老的中国墨守成规,仍然凭借工匠和农夫的经验,逐步地摸索着技术进步的台阶。结果,不仅科目设置片面的科举考试转移了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注意力,缺乏专利保护等有效的制度安排也使知识分子无心将人力资本投资于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最终使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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