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非我们承认人类的意识生活的确对于他们的其他行为有所影响，我们不会认为它有任何帮助。譬如，你如果相信马列主义被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乃是中国现代史发展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即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并不是所谓“东方社会”的产物、Fitzgemld所谓历史的轮子①或其他非意识性的力量）的话，那么研究马列主义之所以得势、之所以发展的整个思想背景，的确是了解中国现代史最恰当不过的途径。
把20世纪的中国作为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固然有很多价值存在，但无可怀疑的是，这个领域之中也充满着困难，尤其是对于西方的初学者更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中文——包括文言与白话。其他困难还多，让我们举两个目前仍未能马上克服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某些意义上说是思想史的共同困难，但是与中国思想史关系特别密切，即思想史可能只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一个社会整体之中相对少数人的历史。这些公开发表演说或著作的人在某些程度上是否的确能反映社会整体的思想，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特别会遭遇到一个知识分子疏离的问题，即知识分子的思想及所使用的语文，都与整个广大群众有相当程度的疏离。当然，自从“五四”时期以后，有些知识分子也热烈地渴望与群众沟通。不但左派人物如此，就是拥护传统价值的梁漱溟也是如此，他坚信中国的传统价值一直是保存在广大的乡村群众中的。也有不少文学作品想把群众生活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总是怀疑这些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与其说是反映群众的生活，不如说是反映都市作家的预见来得更为恰当。以鲁迅而言，他的小说的确有助于我们了解非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在描述“旧社会”给群众带来的可怕影响，而不是告诉我们群众的思想。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