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麦迪森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心的荣誉退休教授。他曾在1953-1978年间担任OECD和OEEC（OECD的前身）多个高级职务。他也是巴西、加纳、希腊、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等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他迄今在国际经济比较和各国经济长期增长表现的领域发表了20多本专著，并且建立了世界性的研究网络。安格斯·麦迪森现为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成员以及剑桥大学塞尔温学院的荣誉院士。

　　本书有着独特的视野和深度。它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一千年中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可能在2015年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而恢复它在1890年之前所享有的世界经济地位。
　　本书应用OECD国家所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原则和技术，对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书作者在比较经济史方面有着大量的著作，也是OECD发展中心四部畅销书的作者。对于所有希望了解中国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读者，这是一本必读书。

　　本书所讨论的是一个对世界经济极为重要的主题，它的第二版是对这个主题的一个杰出而又重大的贡献。
　　——劳伦斯·克莱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任何一个希望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的人不应错失此书。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创建人
　　这是一部极为精彩的让人翘首以待的修改和更新的著作。
　　——Nicholas Eberstadt，美国企业研究院
　　把对中国千年经济史的回顾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联系起来，是作者的一个非凡贡献。本书是任何对中国有兴趣的人的必读书。
　　——D.H.帕金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这是经济史领域的一本大师级杰作。它将成为全世界未来几代学者们所赖以站立的伟人的肩膀。我们中国学者会像从本书的第一版中受益那样，从它的第二版中吸取到新的智慧。
　　——李伯重，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一章　中华帝国的集约与粗放式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一般都集中在19与20世纪，因为那时经济进步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较早期的经济表现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原因是当时的经济步伐十分缓慢，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则更为困难或根本就无从谈起。
　　然而，从一个更遥远的视平线来考察中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案例。从公元8-13世纪，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其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在8世纪，3/4的人口居住在以小麦及谷子为主要农作物的北方，到了13世纪末，3/4的人口定居在长江以南的地区，以耕种水稻为生。南方曾经是一个沼泽遍布、人烟稀少的地区，但伴随着水利和对早熟作物品种的利用，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大规模水稻种植的理想区域。
　　较高的土地生产率支撑了稠密的人口，降低了运输成本，增加了农产品的可销售比例，也释放了劳动力去扩展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从而提供了更舒适、易洗和健康的衣着。一般认为，这个生产中心和生产结构的变化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导致了人口成倍增长。
　　宋朝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利用了一次性的机会，把粗放式的旱地农业转变成了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但是，一些学者却夸大了这种发展的程度，认为中国当时已经处在机械化工业的边缘，不过他们几乎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从13世纪至18世纪，现有关于农业和城市人口方面的证据，并没有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有着显著的提高。然而，中国确实能在人口增加4倍的情况下保持人均收入的长期稳定。但是，它的增长步伐并非平稳。分别在14和17世纪时，经历了高达3 000多万人口的锐减。这些危机主要起因于政权更迭和流行疾病（鼠疫和天花）所带来的灾难。在18世纪，中国出现了显著的人口膨胀。而正是这一世纪的发展，清楚地体现了传统中国所具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能力。
　　本章考察宋朝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例证，以及宋朝以后五百年的历史（除了有某些问断外）作为支持粗放型发展观点的一些依据。在有关农业的一节中，我阐述了使粗放型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至关重要的技术吸收过程。
　　本章的第一节考察帝国时代的行政管理体系，从本质上探讨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制度架构如何限制了资本主义式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机会。在第二节，我更为详细地讨论了支持宋朝集约式经济发展观点的证据。第三节分析了中国农业的制度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以及它适应人口大幅度增长的能力。最后两节的讨论包括了农村家庭的非农业生产活动和城市经济的表现。
　　第一节  官僚行政管理制度及其经济后果
　　在过去一千三百年的帝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将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了强大的官僚体系，使一群接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精英分子成为了国家主要的统治工具，在一个面积相当于欧洲两倍的、大一统的国家里，维持着社会与政治秩序。
　　在西方，根据学识和才能录用受过专门训练的政府官员仅始于拿破仑时代，大约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但欧洲的官僚阶层从未享有过中国文人学士们的那种社会地位和权力。在欧洲各国，权力被众多的相互牵制的势力所分割。
　　很久以前，中国的皇帝们就希望录用有功绩的官员而不是地方诸侯。早在汉朝，由推荐而产生的行政官员成为对军人和贵族出身的官员的一种补充。之后，中国又倒退到多国并立、封建割据的状态，一直持续了近370年。到了公元7世纪初，开始采用通过考试来录用行政官员的做法。到唐朝时，由于世袭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瓦解，官僚行政体制的作用扩张了（Ho，1962：259）。在宋朝，考试程序进行了改进以确保考生是匿名的。在考试中，考生的名字也不再公开，而考试的答案也要由文书们重新抄写一遍，以避免被辨认出字体。随着公共教育设施的改善，按照学识和才能择优录取官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考中的人数显著地增长，录用、提升以及评估的标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所有重要的官员都是依据学术表现而被录取的。
　　官僚行政体制在蒙古族人统治的13世纪暂时中断了。但是，蒙古族人逐渐意识到这25种体制对税收征集工作很有用处，遂在1315年恢复了科举录用官员的制度。
　　在1368年蒙古族人的统治崩溃之后，文官的行政体制再次成为帝国行使权力的主要工具。明清两朝都限制世袭贵族势力的发展，废除了他们的领地与独立的军事或政治特权。在很早的时候，政府就废除了长嗣继承权制度。贵族成为昂贵的化石，寄生于朝廷的闲职，他们的地位也每况愈下。到了宋朝时期，土地贵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消失。虽然宦官和奴仆对皇室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并没有对行政官僚的统治构成真正的威胁。
　　相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官僚精英的人数始终是很小的。据谢和耐（Gernet）记载，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期，整个帝国王朝的官员在10 000至15 000人之间（Gernet，1982：393）。他们充斥在北京的枢密院、六大部和其他一些特殊部门，以及省、州、县等地方部门。在最低一级的政府（即县府），知县集征税官、法官、记录官和行政官于一身。他还要定期参加仪式庆典、祭天祭神等各项活动。由于国土广大，有必要赋予地方以相当多的自主权。从广东到北京，普通函件（步行）单程要走56天，急件需要18天，特急件也需要9天或10天。在县一级，县衙里雇用着一群本地的职员、警察、狱吏和卫兵。知县负责征税和维护秩序。知县所管辖的人口从宋朝的平均大约8万增加到了清朝的大约30万。县级以下的行政控制是通过官府权力下派来实施的。各地的士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解决纠纷，成为官府的非正式代理人。地方性的组织对治安和征税实行集体责任制，并由推选出来的平民家庭的家长轮流担当不领报酬的管理工作，以确保税收工作的进行。
　　官僚是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及其家人可以免于普通人不得不承担的许多赋税、刑罚和义务。他们可以穿戴绫罗绸缎以及其他象征着特权地位的标志。这些特殊待遇非常诱人，许多科举应试者即便没有获得官职，也希望获取各种学位。这些学位获得者及其家人也可以享受到官员享有的不少特权。他们构成了社会精英集团的第二阶层（通常被称作“士绅”）。学位获得者从地产、商业活动及教学活动中获取丰厚的报酬。他们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并通过充当平民的代理人与官员交涉来获取额外的收入。这样看来，这种竞争做官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副作用：一是它决定着教育的本质和内容；二是它极大地提高了学历的影响力。这对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有产者中，只有受过教育的士绅才容易当上官员。
　　在9世纪后，随着多数佛教财产被没收，再没有任何教会或教义可以抵抗或制约官僚势力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教派，如佛教、道教、与中亚接壤地区的伊斯兰教、西藏和蒙古的喇嘛教等，都继续被允许存在。但官方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世俗性的，有一套规范现世行为的实用准则。儒学对永恒、灵魂、来世或上帝这一类问题漠不关心，它强调的是德、礼、秩序和儒雅。它没有圣律，没有原罪或解脱的概念，也没有种姓等级。它灌输的是和谐、正统和对国家的服从，较少地注重个人的自由或解放。它也没有一个单独的圣职阶层。它是一种通过地方寺庙维持的，通过官员主持的祭祀来体现的国家崇拜。对于其他的信仰体系，它有一种包容而非敌对的态度。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律师或诉讼，对官僚的决定做出挑战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而普通公民或老百姓被认为要由具有儒家美德的官员来保护。为限制腐败，官员们往往不允许在家乡供职。而且还经常在地区问轮换，以避免与地方利益建立太多的认同联系。
　　除非在王朝危机的时刻，军队是隶属于文职官僚的。在明清两代，多数军人都来自于军人世家。与文科科举相比，武科科举考试的要求要低得多，而且考取者的社会影响力也低得多。负责军事的大臣们往往都是文官。
　　城市资产阶级（即贸易商人、钱庄老板、零售商、商品经纪人及运输人以及从事诸如纺织业、服装业或食品加工业等方面的实业家）对官员和士绅非常尊重与依附。尽管他们有行会和其他类型的协会来促进他们的利益，他们并不享有欧洲城市商人们从中世纪以来所受到的城市商会和法律的保护（参见Cooke Johnson，1995，对11到19世纪上海的贸易商人活动的叙述）。
　　官僚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文字教育，以达到表达优雅，书法优美。科举考生们必须熟记儒家经典。莱格（Legge，1960）用英语翻译了这些经典作品。原文加上英译文和注释，总篇幅几乎有大开本2 800页，总共超过430 000个汉字（参见Miyazaki，1976：16）。科举的重点就是那些在宋朝时就已经有了1 500年历史的经典。正是通过这个科举过程，儒家的传统与教条得以加强，而官僚精英的学术权威难以受到挑战。
　　在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要让中央政权保持信息畅通与控制，没有纸张和印刷术较早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纸张正式被宫廷采用以取代丝绢和竹简始于公元2世纪初（虽然纸张在中国的出现还要再提前400年）。现存第一本完整印刷的书籍是868年的一本佛经（Buddhist Sutra）。印刷术在宋朝得到全面发展，促进了官僚行政系统的运行，也极大地增加了用于教育的普及读物，促进了技术知识的传播。不同版本的儒家经典、百科全书、字典、史书、医书以及有关农业和算术的印刷手册都得到了官方的资助。私人企业和书商也推动了知识的传播（Tsien，1985）。
　　官僚行政体制是能够使中国保持大一统国家的主要力量。它虽然是皇帝的一个驯服工具（只要皇帝没有严重地违背天道），却同时也对人民有独裁的权力，不会受到土地贵族、教会、司法、异见知识分子、军队或城市资产阶级的任何制约。官僚统治者们使用了全国统一的书面语言，儒家正统贯穿于教育制度之中。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的多层次统治结构相比，这套体制相对来说是高效率而低成本的。它通过有效率的交通和信息网络，使朝廷能够监督日常事务并对各种事件作出反应。它可以不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就能够维持秩序。它创造了大运河那样的补给物流体系，从而保证处于帝国边陲的首都的庞大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它征集税赋以维持奢侈的宫廷和军事设施的开支。它以长城作为抵御蛮族入侵的防御工事。因为运输成本过高，经济上的统一并不能保证一个统一的市场，但它确实在促进最佳技术应用的传播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印刷品的使用，由官府支持或资助的新技术很轻易地就能得到普及。这样，中国在最佳技术应用和普通技术应用之间的差距上，可能远小于那些多中心的欧洲国家。
　　官僚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尤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一般来说是非常积极的。像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一样，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们认为农业是他们能够通过税收和强制性摊派“榨取”剩余价值的部门。他们兴修水利来促进农业，通过技术指导帮助开发和传播新的种子和作物。他们把农民迁移到有希望开发的新农业区。他们还发展了一套公共粮仓制度，以确保帝国的粮食供应和救灾。他们也编制和发放农书及农历。
　　在农业以外，官僚体制的影响却是负而的。官员和士绅都是典型的寻租者。他们法定的、习惯上的特权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主导着城市生活，阻碍了欧洲式的独立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在一个缺乏法律保障的环境下，企业活动是没有安全性的。任何有利可图的活动都会受到官僚的盘剥。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被限制在国家或得到国家特许权的垄断集团手里。利用中国精致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从事海外贸易可能利润丰厚，但却遭到政府的禁止。
　　这种官僚行政文明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体现在官方的儒家思想和教育制度上。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相比，儒家实用主义具有相当的优势。在宋朝时，它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国立学校提高了教育机会，它的课程内容远比以后朝代行政书院的课程内容要丰富得多。随着道教和佛教的衰落，新儒学重新获得了活力，也没有出现在之后的几百年里所表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参见Kracke，1995；Miyazaki，1976）。李约瑟（1969）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一种开明．的专制，比欧洲的基督教统治更为理性，因为它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并赋予其特权，因而比欧洲的军事贵族政治更有利于“自然知识”的进步。但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以及伽利略和牛顿科学理论的发展之后，新的变化打破了这个优势。李约瑟认为，中国一直未能“开发出现代科学的基础方法，比如说，对自然现象进行数学假设，对实验方法的全面理解和利用，对物质的初级和次级性质的区分，对公开出版的科学数据的系统积累等等”（见Needham，1981：9）。但他补充道，欧洲取得突破性的进步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盛行于欧洲的那些特殊的社会、学术与经济条件，而这绝不能解释为中国思想上或学术与哲学传统上的缺陷”。
　　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那种意识、心态与教育制度，导致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以外的发展漠不关心。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问里，北京一直住有耶稣会的教士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利玛窦（Ricci）、汤若望（Schall）和南怀仁（Verbiest）等，与统治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中国的上层精英对西方的知识与科学几乎没有兴趣。在明清两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差不多中断了国际贸易。在1792年至1793年，麦卡特尼勋爵（Lord Macartney）花了一年时间将英王乔治三世赠送的600箱礼物装运到中国，其中包括天象仪、地球仪、数学仪器、计时器、望远镜、测量仪器、化学仪器、平板玻璃、铜器和其他种类繁多的物品（许，1975：207）。他在热河把这些礼品赠送给乾隆皇帝后，得到的官方答复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见Teng and Fairbank，[即邓嗣禹和费正清]1954）。

中译者前言
序言
致谢
前言
作者第二版序言
概括与结论
第一章  中华帝国的集约与粗放式增长
第二章  经济衰退与列强欺辱，1820-1949年
第三章  新中国充满活力的发展过程
第四章  问题与前景：展望2003-2030年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附录A  中国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农村副业的经济表现，1933-1995年
附录B  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13-2003年
附录C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规模
附录D  中国的人口与就业
附录E  对外贸易
附录F  中国拼音和威妥玛-贾尔斯拼音法中的人物与地方名称
图表目录
正文图表
表1.1  中华帝国的朝代及首都
表1.2  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及全世界人口的粗略比较估计，公元1-2003年
表1.3  中国及欧洲人均GDP水平，公元1-1700年
表1.4  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土地使用和人口，1993年
表1.5a  分朝代有记载的水利灌溉工程
表1.5b  灌溉面积，1400 1995年
表1.6  中国农业的重要指标，1400-1952年
表1.7  罗兹曼关于中国唐朝中期至清朝晚期的城市及人口估计
表1.8  德弗里估计的欧洲城市人口，公元1000-1800年
图1.1  中国人口，公元元年至2030年
表2.1  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地区的经济水平比较，1700-2003年
表2.2a  世界GDP分布，1700-2003年
表2.2b  全世界GDP增长率，1700-2003年
表2.2c  全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700-2003年
表2.3  按省份分组的中国人口变动，1819-1953年
表2.4  中国、印度和日本的人均出口额，1850-2003年
表2.5  按照1933年价格计算的中国GDP结构，1890-1952年
表2.6  铁路营业里程，1870一1995年
表2.7  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存量，1902-1936年
表2.8  中国贸易中的主要商品，1937年
编年表　中国从国际孤立中崛起：1949-2001编年史表
表3.1  中国主要经济部门GDP增长率，1890 2003年
表3.2  中国GDP结构，1890-2003年
表3.3  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1890-2003年
表3.4  比较14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1913-2003年
表3.5  比较14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人口、能源消费量和出口额，2003/2006年
表3.6  中国的出生率统计、劳动投入和教育水平，1952-2003年
表3.7  中国各级学校入学人数，20世纪30年代至2005年
表3.8  10个国家和地区在15-64岁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1950-1992年
表3.9  关于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基本经济增长核算的结果，1952-2003年
表3.10  中国分部门经济增长的表现，1952-2003年
表3.11  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1952-2003年
表3.12  农户参与各类社会主义农业组织的程度，1950-1958年
表3.13  中国农业经济表现的特点，1933-2003年
表3.14  中国四个时期的种植业、畜牧业的投入、产出和TFP变化，1952-1994年
表3.15  文冠中对中国农业三个时期的投入、产出和TFP变化的估计，1952-1987年
表3.16  中国、日本、苏联/俄罗斯和美国种植业的比较经济表现，1933-1994年
表3.17  中国人口与就业人数的城乡分布，1952-2005年
表3.18  中国按所有制划分的农村小型企业的经济表现，1978-1996年
表3.19  中国农村小企业的分部门指标，1995年
表3.20  中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经济表现，1952-2003年
表3.21  按所有制划分的中国工业经济表现，1952-1996年
表3.22  中国、日本、苏联/俄罗斯、美国的制造业经济表现，1952一1994年
表3.23  比较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贸易增长表现，1929-2003年
表3.24  比较7个国家和地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出口贸易，1929-2003年
表3.25  中国出口贸易表现，1870-2003年
表3.26  中国商品贸易对象的地区分布，1952-2005年
表3.27  中国主要贸易品，2005年
表3.28  中国政府收入与支出的规模与结构，1952-2005年
图3.1　比较中国和4个大国的GDP规模，1952-2003年
图3.2  中国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1952-2003年
图3.3  中国农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变化，1952-2003年
图3.4  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1952-2003年
表4.1a  GDP增长表现的比较：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美国，1990-2030年
表4.1b  人均GDP增长表现的比较：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美国，1990-一2030年
表4.2  能源集约度和碳排放水平：中国、美国以及世界，1973-2030年
表4.3  世界经济的增长表现及预测，1952-2030年
表4.4  世界及其主要地区和国家的人均GDP，1952-2030年
表4.5  世界及其主要地区和国家的GDP增长，1952-2030年
表4.6  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1700-2003年
图4.1  比较中国和美国的GDP规模，1700-2030年
附录图表
表A.1  中国官方投入产出　　表估计的农业经济表现，1987年
表A.2  官方估计的中国农业经济表现，1952-1995年
表A.3  麦迪森估计的中国农业经济表现，1933-1994年若干基准年份
表A.4  中国种植业、畜牧业的投入、总产值、增加值水平的估计，1933 1994年若干基准年份
表A.5  关于中国渔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估计，1933-1994年期间若干基准年份
表A.6  关于中国林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估计，1933-1994年期间若干基准年份
表A.7  中国农村副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估计，1933  1994年期间若干基准年份
表A.8  中国农业的传统与现代投入，1933-1995年期间若干基准年份
表A.9  中国年末牲畜存栏量和肉类产量，1933-1995年期间若干基准年份
表A.10  中国农业的土地使用，1933-1995年期间若干基准年份
表A.11  中国与美国1987年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出和购买力平价(PPP)的比较
表A.12  1987年《中国投入产出　　表》中的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及副业的投入产出指标
表A.13  《美国投入产出　　表》中的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以及农业服务业，1987年
表A.14  中国与美国农场农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比较，1933-1994年期间若干基准年份
表A.15  13国种植业、畜牧业的比较经济表现，1975年
表A.16  8国化肥使用集约度，1993/1994年
表A.17  中国1994年：农产品产值、产量、价格的详细情况
表A.18  中国1987年：农产品产值、产量、价格的详细情况
表A.19  中国1975年：农产品产值、产量、价格的详细情况
表A.20  对中国种植业和畜牧业总产值的详细推算，1952-1978年
表A.21  对中国1933-1975年种植业和畜牧业总产值的详细推算
表A.22a  中国主要农产品1987年价格
表A.22b  中国主要农产品1987年价格
表A.22c  1987年中国不同市场主要农产品价格
表A.23  美国1987年：农产品产值、产量、价格的详细情况
表A.24  中美两国农业购买力平价估计中的产品匹配，198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
表A.25  美国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农业服务业就业人数，1933-1994年若干基准年份
表A.26  美国农业总增加值，1933-1992年若干基准年份
表B.1  伍晓鹰估计的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增长率和产出结构，1952-2003年
表B.2  伍晓鹰对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新估计，1952-2003年
表B.3  刘大中和叶孔嘉关于中国工业增加值的估计，1933-1957年
表B.4  中国工业的投入产出特征，1987年
表C.1  中国分部门国内生产总值，1890 1952年若干基准年份
表C.2  中国的GDP、人口以及人均GDP的长期表现和预测，1-2030年
表C.3  麦迪森一伍晓鹰对中国主要经济部门GDP的估计，1952-2003年
表C.4  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GDP以及人均GDP，1952-2003年
表C.5  官方估计的中国主要经济部门GDP，1952-2003年
表C.6  麦迪森对“非物质服务业”的就业和产出估计，1952-2003年
表C.7  中国的投资和GDP，官方估计数和调整后的估计数，1952-2003年
表C.8  中国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形成以及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1952-2003年
图C.1 比较官方和麦迪森估计的GDP规模，1952-2003年
表D.1  中国人口，公元1-2030年
表D.2  中国澳门、香港、台湾的人口，1850-2030年
表D.3  按照旧分类标准的中国分经济部门就业人数，1952-2003年
表D.4a  中国按照新行业分类的部门就业人数，1978～2(?02年
表D.4b  中国国有部门按照新行业分类的部门就业人数，1978 2005年
表D.5  刘大中一叶孔嘉估计的部门就业人数，1933-1957年
表D.6  比较国家统计局和调整后的刘大中一叶孔嘉就业估计，1952-1957年
表E.1  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商品贸易额，1850-1938年
表E.2  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商品进出口贸易额，1950-2006年
表E.3  中国货币汇率，1870-2005年
表E.4  中国出口指数，1867-2003年
表F.1  中国的帝国统治者和近代领导人，1368-1949年
表F.2  中国行政区的威妥玛一贾尔斯拼法以及2005年分省(自治区、直辖市)GDP与人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