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学】
快乐应是人人与所有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
快乐是绝大多数人（若不是全部人）的终极目的，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但对它的关心与研究很不足够，尤其是经济学者。不过，近十多年来，已经有许多经济学者研究快乐问题，也有许多研究快乐问题的文章在一流经济学期刊发表。对此，笔者感到很欣慰，因为笔者认为，快乐不但是人人的终极目的，也是唯一理性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也应该是（但未必是）所有经济政策与所有其他公共政策的唯一终极目的。对这道理的认识与推广，有助于大量减少无谓的痛苦，有助于避免应该最终为快乐服务的道德、原则、法律、主义等被野心家与局部利益团体或个人所利用，从而违背大多数人的长期快乐。
笔者认为本文所述要义，是伦理哲学的最基本要点。伦理哲学家如果能够深入认识这要点，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与低层次的争论。
什么是快乐？
笔者是研究福祉经济学的，因此对快乐问题，尤其是与经济的关系，向来很感兴趣。福祉或幸福是比较正式的讲法，或多数指比较长期的快乐。给定同样的时期，不考虑讲法的正式与否，则快乐（happiness）、福祉（welfare）和幸福（subiective well being）都是完全的同义词。如果一个人终身大都很快乐，则他就有幸福的一生。
快乐是一种和痛苦相反的主观感受，包括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欣慰。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多数没有快乐的感受，也没有痛苦的感受，抉乐值等于零。当他因生病、受到伤害（肉体上或是感情上）而忧伤时，他的快乐就是负值。当他有感官上或是心灵上的享受时，他的快乐就是正的，而快乐或痛苦有不同的强度。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快乐的强度为纵轴，一个人的快乐（横轴或中性线以上）与痛苦（中性线以下）可以用一条曲线来表示。净快乐就是中性线以上的面积减去中性线以下的面积。于是，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快乐方式，总的快乐却是一维的。
几点说明。第一，快乐只包括正的或好的（快乐）与负的或不好的（痛苦）感受，不包括中性的、没有苦乐的感受，或把这种中性的感受算为零。例如，我现在可以看到墙壁是米色的，但如果我对这个视觉没有正的或好的，也没有负的或不好的感受，而且此外没有其他感受，则此时的快乐量为零。
第二，快乐包括所有正的或好的与负的或不好的感受，不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不论是高级的或低级的，如果可以分高低的话。其实笔者认为快乐本身，除了不同的强度，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在一些另外的意义上，才有高低之分。例如，某种快乐感受，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培养或训练，才能感受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比较高级的。
第三，快乐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为什么有些快乐或享乐方式被认为是好的，有些被认为是不好的呢？这是因为有些享乐方式会直接或间接地（例如通过对知识或健康的影响）增加自己将来或他者的快乐（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的快乐），有些会减少自己将来或他者的快乐。如果没有影响，或有同样的影响，则不同的快乐只有强度的不同，没有好坏的不同。
当然，不同的快乐感受，有性质上的不同。欣赏音乐的快乐感受与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即使在时间与强度等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主观感受上的性质上的差异，即哲学家所讲的不同的qualia。然而，不论是音乐还是冰淇淋，如果给予感受者同样程度的快乐，又没有对将来或他者的快乐有不同的影响，虽然感受不同的qualia，其快乐量是一样的。人们一般褒欣赏诗词与古典音乐或阅读的快乐感受，而贬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是有一些原因的。首先，前者一般上可以通过陶冶性情或增加知识而增加将来或他者的快乐，而后者一般会通过增加体重而减少将来的快乐。其次，吃冰淇淋的快乐感受不需要通过培养，人人知道，而欣赏诗词或阅读的快乐感受需要培养，很多人重视不够。
快乐是终极目的
国内研究快乐问题的先行者陈惠雄博士说，多年前他写快乐论时，有人批评说：“我们应该讲吃苦，不应该讲快乐！”尤其对年轻人，强调能吃苦的精神是对的。这种精神，也能减少困难所带来的痛苦。但是，最终而言，吃苦或是为了将来的快乐，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甚至上帝的快乐。）若为吃苦而吃苦，何必呢？若人生一定永远痛苦大于陕乐，我宁可世界毁灭！
追求快乐并没有不好，损人利己才是不道德。有一首民歌说：“我们努力地工作，是为了幸福地生活。”什么是幸福生活呢？幸福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
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我们直接感到好的，因而快乐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工作为了赚钱（也可以是为了他人的快乐），赚钱为了消费，消费为了快乐。快乐不为其他任何东西；快乐是终极目的。快乐也能使我们健康与工作得更好。但健康与更好地丁作，最终也是为了（自己或他者的）快乐。
快乐是唯一的理性终极目的
大多数人都要得到快乐，快乐是终极目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笔者进一步认为，快乐是唯一的理性终极目的，任何其他目的，终极而言，都应该是为了得到快乐。这是比较有争议的，但却是在伦理意义上正确的。
例如邓小平强调的人民利益、生产力与综合国力这三个标准，笔者是非常支持的。这三个标准非常实际、重要与有概括性。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提高生产力是为了将来的人民生活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为了确保人民生活，那人民生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快乐。因此，终极而言，只有快乐一项。
可能有人会认为，除了快乐，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东西，例如自由、民主、人权、主权、正义、爱情、自尊、自我实现等。甚至可以说，这些东西比快乐更加重要。这种看法，有正确的一面。为了短期的或个人的或少数人的快乐，而牺牲例如国家的主权，多数会减少多数人将来的快乐。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主权或其他的重要原则或事项比短期的快乐更加重要。不过，它们之所以更加重要，就在于增加多数人将来的快乐。因此，终极而言，事实上，就只有快乐一项而已。
可能有人认为，像自由、民主、人权等重大原则，是有超越快乐的内在重要性的，对它们的坚持，即使减少快乐，也是值得的。这种看法，也有正确的一面。个人或集体，往往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重大原则，对所有人长期而言，往往是得不偿失的。为了避免这种失误，而在实际或政治层面强调重大原则的重要性与绝对性，应该是有需要的。然而，在伦理哲学或道德的终极层面，所有的原则，终极而言，应该是为快乐服务的。
“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操观
为了看清上述伦理真谛，考虑中国古代对“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操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即使丈夫去世，甚至只是拜了堂而还未圆房，也不应该再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贞操原则，是有超越快乐的内在重要性的，对它们的坚持，即使减少长期快乐，即使造成重大痛苦，也是值得的。这种贞操观，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真的造成难以估计的重大痛苦。因而，经过长期的苦难之后，这种贞操观，逐渐被人们抛弃。在这方面的贡献，包括许多小说家对这种贞操观的批判。
不要以为，像“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操观对快乐所造成的重大危害，只是古代人们的愚蠢所造成，现代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实际上，即使是现代，即使是现在，甚至是将来，许多重大原则（包括民族主义）经常被人们利用来从事对大多数人造成重大危害的勾当。
生命是绝对神圣的？
举一个例子，考虑向来人们所认为的“生命是神圣的”这观点。以笔者所知，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信基督教的人们，及修读医科的学生，特别强烈。笔者并不认为，“生命是神圣的”观点，没有其正确的一面，其错误在于把这原则绝对化，以及与快乐分裂开来。
多年前，笔者曾经与一位正在修读医科的学生讨论及生命的神圣性的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说：“生命是绝对神圣的。当一个人有生命的危险时，我们必须不计任何牺牲，竭尽可能挽救她的生命。”笔者说：“如果资源有限，例如你只有一千颗药丸，而今天有一个重病垂亡者，吃完所有这一千颗药丸才能确保其性命。然而，明天将会有一千个初患者，每人吃一颗药丸，就能挽救性命。那你是要在今天救这个重病垂亡者，还是等明天救一千个人呢？”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就必须救这个重病垂亡者，因为生命是绝对神圣的！”
对医科学生强调生命的神圣性，有其正面作用，可以增加医生对治病救人的重视，减少草菅人命的不负责任行为。然而，生命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使人们享受快乐。你害死一个人，就使他不能享受快乐。如果我活着，肯定是在受苦，也不能对他者的快乐有所贡献，那么我宁可死亡，或未曾出生。
盲目强调生命的绝对神圣性，不但可能会，而是已经造成，并且将继续造成大量的苦难。有许多患了绝症的病人，已经几乎完全没有希望，却在经受巨大的痛苦。有些甚至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而，由于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禁止安乐死，医生与亲友也不能帮助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笔者的一个目击经验
笔者在这方面有一个目击的经验。我的前同事杨小凯，对分工的经济理论有特殊的贡献，不幸于2001年9月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在他逝世前约两个星期，我到他家看他时，他三次对我说，最大愿望是尽早去见上帝，因为非常痛苦。（小凯约于2002年皈依基督教。）老实说，我也是受了生命神圣的思想、道德与法律的影响，不然当时应该劝小凯说，既然非常痛苦，又已经没有希望救治，对家人也是一个重大负担，为何不服食安眠药，早日脱离苦海，早日去见上帝呢？敢于这样劝其朋友的人，我会非常敬重他！
通常我们会鼓励人们，即使有重大困难，要勇敢地活下去。托尔斯泰也叫人们要热爱生活，即使是在受苦的时候。一般这是对的，因为这种精神能够减少痛苦，而且希望能够克服困难，将来会得到快乐，或对他人（包括在科技、艺术、社会、亲情等方面）作出贡献。然而，像小凯的情形，已经是万无一望，何必多受几个月的巨大痛苦呢？像这种情形，很多很有理性的人们，为何不能选择提早结束生命的理性途径呢？
预期效用/快乐
第一，由于进化上的原因，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度怕死的基因。适当程度的怕死，不但减少无谓的死亡风险，也增加预期效用／快乐，因而是符合理性的。当有不确定性时，理性的行为或偏好是把预期效用极大化。如果肯定会下雨，带雨伞是理性的；如果肯定不会下雨，不带雨伞是理性的。如果不肯定，应该把预期效用极大化。假定各种情况的效用有如下述：
像上述情形，如果不下雨，带伞（比起不带伞）所造成的效用损失（带伞的累赘）等于1；如果下雨，不带伞（比起带伞）所造成的效用损失等于9。因此，只要有超过一成（百分之十）的下雨机会，带伞就比不带伞好。例如下雨的机会是二成；不下雨的机会是八成，则带伞的预期效用是：（11×0.2）+（12×0.8）＝11.8；不带伞的预期效用是：（2×0.2）+（13×0.8）=10.8。带伞的预期效用比不带伞的预期效用高。
什么是效用？一个人的效用反映或代表他的偏好达致的程度。既然快乐是终极目的，如果不考虑对他者的影响，也不考虑信息不足够的情形，则理性的偏好应该就是把快乐极大化。在这简单的情形，效用与快乐就可以通用。
当有不确定性时，理性的行为或偏好是把预期快乐（或福祉）极大化。（详见笔者Ng在Social（Choice and Welfare 1984的文章。）因此，所谓过度的怕死，就是怕死到减少预期效用／快乐的程度。例如，冒一点危险就能大量增加快乐，也不敢冒险，则是过度的怕死。为什么人们有这种过度的怕死的偏好呢？
一个人的偏好，既受先天遗传因素（基因）的影响，也受后天教化的影响。这就是所谓nature与nurture。过度的怕死的倾向，主要大概是先天的作用。遗传因素是靠自然选择而自然演化而来的。有助于生存与传宗接代的因素被保存下来。因此，基因所极大化的是生存与传宗接代上的适应性（fitness），而非预期效用或快乐。过度的怕死的偏好（如果不是太过度），有助于生存。因此，虽然过度怕死的倾向会减少预期快乐，但也会被传播。（详见笔者在：Biology and Philosophy 1995的文章。）
帮助脱离苦海，胜造三级浮屠
不能否认，有些情形，例如当一个人面对重大困扰，或心情非常忧郁时，可能会不恰当地选择自杀。由于死了就不能复生，我们应该劝人们不要轻易选择结束生命，而要设法克服困难。然而，如果面对像不治之症的不可克服的困难，预期快乐肯定是巨大的负数，选择结束生命是理性的。而且，由于多数人有过度的怕死倾向，当一个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冷静思考后，决定结束生命时，绝大多数情形是继续生存的预期快乐是非常大的负数，也就是继续生存将会经受大量的痛苦。像这种情形，十有八九是应该选择结束生命而没有这么选择，很少是不应该选择结束生命而选择自杀。
当一个人理性地选择结束生命，而求死不能时，帮助她脱离苦海，至少胜造三级浮屠。当然，我们必须有适当的法律，防止居心不良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例如遗产），而使他人早日归天。不过，笔者肯定，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在处理安乐死的问题上，绝对失之太严，使许多应该早日安乐死的人们，继续经受巨大的痛苦。笔者认为，当今各国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及人们关于生命的绝对神圣性的道德观，造成许多无谓的痛苦，比起古代“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操观所造成的苦难，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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