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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丁立，男，1961年生于上海。 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9年在复旦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 1989—1991年，获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博士后基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研究。1991年回国，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工作。 1993年被聘为副教授。 1996年被聘为教授。 1998年起任博士生导师。 2003年起任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家组成员。 现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曾任复旦大学外事处处长和复旦大学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兼教育界组长、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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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当前，在美国朝野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美国面临影响国家安全的许多不稳定因素；威胁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是美国未来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两极体制格局结束所带来的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以及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三大因素，将是影响美国当前主流意见对安全环境怀着复杂心态的主要动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来自7个方面的主要挑战。它们是：在全球范围赢得打击恐怖主义的漫长战争、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威胁、加强全方位的国土防御、平息不稳定地区冲突、处理好大国关系、调整同盟体系，以及实现美国军事力量转型。 单边行动和多边合作并用，将是美国战略的主要特色；而它的战略进取和挫折可能继续相互交织，从而成为未来影响世界和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个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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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特约文章 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潘振强吕有生 [内容提要] 当前，在美国朝野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美国面临影响国家安全的许多不稳定因素；威胁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是美国未来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两极体制格局结束所带来的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以及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三大因素，将是影响美国当前主流意见对安全环境怀着复杂心态的主要动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来自7个方面的主要挑战。它们是：在全球范围赢得打击恐怖主义的漫长战争、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威胁、加强全方位的国土防御、平息不稳定地区冲突、处理好大国关系、调整同盟体系，以及实现美国军事力量转型。 单边行动和多边合作并用，将是美国战略的主要特色；而它的战略进取和挫折可能继续相互交织，从而成为未来影响世界和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个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单边主义，多边主义，军事力量转型 美国是一个好思辨、善谋略的民族。在安全问题上，每临大事常常未雨绸缪，投子布局。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方面，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战略研究报告纷纷出台。这些报告从不同的层次构筑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安全战略筹划体系，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当然也为我们研究和把握美国安全政策走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文以近几年来美国几个官方的战略报告为基础，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的发展和调整的几个重要方面提供若干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美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判断：三个主要的不确定因素 美国对冷战后面临的世界安全环境的认识，是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在这方面，美国朝野当前似乎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这就是：冷战结束已经10余年，美国仍然面临影响国家安全的许多不稳定因素；威胁的复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和突发性，是美国未来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具体地说，从现在起到未来的20年间，美国将处于“长期的战争中”，正在“进入一个不可预知的新时代”。 美国的这一认识和判断，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冷战是以一种突然和和平的方式结束的，苏联旦夕间土崩瓦解，世界两极体制随即分崩离析，全球战略形势忽然发生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激烈的变化，而美国作为这一变化的最大受益者，并没有任何心理的准备。从最初的弹冠相庆、欢呼世界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到发现冷战后的世界仍然充满着巨大的变数，影响美国未来的世界霸主地位；从盲目自信地不顾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各国的利益而一意推行单边主义，企图建立一个新的由它掌控的国际体系，到发现当前世界和地区形势中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想象；而要应付未来的威胁，维护和推进国家安全利益，即使强大如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只能寻求国际社会的合作、走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的道路，显然，美国的认识走过了一段弯路，特别是经过小布什政府近八年具有极大争议的经历，美国当前的安全观似乎少了一点盲目自信，多了一点现实感；少了一点乐观主义，多了一点忧患意识。 概括起来看，有三大因素，是当前影响美国主流意见对安全环境怀着复杂心态的主要动因： 首先是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对全球安全环境巨大的不确定的影响。全球化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还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人们能够接受的一个提法是：它指的是跨越国家疆界、“各种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国际一体化”进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上的依存程度大大加深，也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合作带来巨大的契机。但由于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经济一体化使得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差距拉大，南北矛盾更加尖锐。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的冲突也在加剧。经济安全在各国的安全构想中的作用和地位大大提高。 美国担心，世界各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正在成为安全环境动荡的主要根源。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成为直接的受益者，但也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经受住这一潮流的冲击，国内脆弱的经济结构、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政府的无力应对，加以人口无节制的增长，使得这些国家成为“失败的国家”。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由此引起的重要的挑战是出现了一条从东北亚到中东“长长的不稳定弧线”，是这些“失败国家”的集结区。这里尤其集中着多数穆斯林国家，是滋生腐败和社会的不公正现象的土壤，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现实失望、无助、不满，甚至愤慨，宗教极端思潮极有市场，推动反美情绪节节上升。这些都成为导致矛头针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国际恐怖主义兴起的社会根源。 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员、技术、思想、信息、文化及价值观的跨国界交流，加深了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程度，改变人们的思维、行动和生活方式，为各国的繁荣提供新的契机，但也促进了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武器扩散等威胁的全球化，极大地给国际和地区秩序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例如，美国可以在全球借以推进以其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观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同样借以在穆斯林世界广泛传播其仇视西方文明的极端思想；美国有了更多借以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的手段，地区性国家也可以借以发展地区的合作和推进地区一体化进展，挑战美国的地区核心利益。“世界整个变得越来越扁平”。总之，对美国而言，这个世界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威胁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复杂和难以治理。 影响美国对安全环境看法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由世界两极体制格局的结束所带来的国际关系结构的不确定变化。冷战结束的初期，美国曾经接受过世界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的看法。例如，美国在1995年4月发表的国家军事战略中就强调：“我们已从一个长期的两极格局过渡到一个尚不稳定的多极世界。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它带来了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良好机遇。”但此后，随着其谋求世界霸主地位的野心大为膨胀，多极化已不再是受美国官方欢迎的词语，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在美国取而代之的标准看法是美国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美国世纪”，“一个具有善意的霸权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但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得不面对多极化这一客观趋势发展对其带来的“新的和多种多样的挑战”。 美国认为，挑战主要表现在从现在起到2020年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格局两个方面的调整，其影响足以形成新的世界力量结构和秩序，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带来严重的冲击。这两个方面涉及的国家都“处在战略十字路口”，就是说，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一方面是出现了一批新兴大国，主要包括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它们的选择将成为决定21世纪国际安全环境的关键性因素”。2005年3月美国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是这样描绘美国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 “若干国家面临着对于它们在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它们国内形势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作出基本决定的问题。这些决议可能改变它们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和它们与美国的关系。这种不确定性对美国来说提供了机遇和潜在挑战。某些国家可能会与美国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向着成为地区对手或敌人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崛起的大国有可能取得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能力，在军事和科技竞争等关键领域与我们抗衡，或者通过在一些关键地区谋求主宰的方式威胁美国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强调的这三个新兴国家，在今后都与其有着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和安全共同利益，它们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美国的敌人甚至对手。印度被认为最有潜力成为“美国的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已大不如“冷战时期苏联造成的威胁那样严重”，中国有可能成为“在亚太地区扮演建设性的、和平的角色”，并在安全领域“对美中共同安全利益构成挑战的问题上成为美国的伙伴”。但中国又“最有可能在军事上与美竞争；如果没有反击战略，中国可能运用‘破坏性’军事科技抵消美传统优势”。而且如果中国以一种不直接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方式在世界各地逐步增加它的影响，美国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策略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影响的扩大。在大国关系方面，美国已经不能像在冷战时期那样简单地区分敌我关系了。 另一批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在中东、中亚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冷战后都处在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中。有些国家选择和美国合作，但面临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有的正处于脆弱的民主状态的萌芽，而另一些则经历民众主义导致的独裁政治运动的复活。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的温床。 随着两极体制的瓦解，许多由美国领导的应对全球和地区性安全问题的机制也正“处于战略的十字路口”。例如，制止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机制都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美国曾经试图以一己之力搞单边主义来填补国际的空白，但证明力不从心。2005年3月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就反思说：虽然美国“将继续在有关国际共同关切的问题上发挥领导的作用，在世界范围保持影响……但我们单独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能力是不够的……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将继续引起不安和一定程度的愤怒和抵制”。美国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它的同盟体系，回到强化集体安全、依靠国际盟国和伙伴的支持和配合的传统道路上来。但是在威胁变得日益复杂多元和全球化的形势下，维持国际同盟和伙伴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困难。美国和主要盟友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和对威胁估计的分歧日益扩大，加之国内因素的牵制，一些盟国不愿卷入地区外的军事冲突，有的则是在军事上的投入无法达到联盟集团的要求，武器装备一体化和通用化无法落实，严重影响联军的统一行动，在联盟内部，盟国要求独立自主的离心倾向也往往导致和美国关系的紧张。 影响美国对安全环境看法的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高新技术对军事和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巨大的推动力。如同全球化发展对世界各国是一柄双刃剑一样，高新技术发展对各国安全的作用也是利弊参半。许多这方面的技术如信息和通讯技术、认知技术、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等的发展，既为美国和其他科技先进国家用以发展新的武器能力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同时又使得技术不那么先进的国家甚至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主义集团以及国际黑社会组织）在短时间内得以掌握对美国极具破坏性的能力，抵消美国在传统关键军事领域的强大优势。高新技术因此既是“力量的倍增器”，又是“威胁的倍增器”。这一情况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对美国更加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这首先表现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阻遏的趋势。非国家行为体的破坏能力（例如获得一个可以引爆的核装置）不断增加也将是一个难以阻遏的趋势。在这一形势下，虽然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不能完全排除，但至少从现在起到2020午，对美国而言，对付恐怖主义的袭击将是最紧迫的任务，“次国家战争”（substate warfare）将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战争样式，而这种战争样式的主要特点是它的非对称性。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如先进的军事技术、准确的打击手段，以及在信息方面处于全面的支配地位等在其中统统派不上用场，而美国的对手反倒占有非对称性的优势。美国有学者把战争样式的这种变化称为继冷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之后的“第四代战争”，认为至少在今后十年，美国和它的盟国仍将把主要精力对付这种威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除了反恐作战，还出现了一种对付国际跨境犯罪的低强度战争形式。借助于高新技术的作用，这些犯罪行动有在世界范围蔓延的趋势，其影响所及严重破坏了地区和有关国家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也极大地干扰了美国在地区安全安排的战略部署。其中主要是对付贩毒、武器走私、贩卖人口、洗钱，以及剽窃知识产权等五种主要的国际犯罪活动。有人把这一斗争称之为“全球化的五种战争”，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未来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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