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办学形式从多元办学到单一办学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多元化的办学主体，即国家办学、私人办学和教会办学等同时存在。“当时全国有私立高校65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28.6 5％，学生约2.1 万余人，而接受外国教会津贴的高校24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5 5％，学生约1.4 万余人。在中国的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17所之多。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私立学校采取了积极维持，逐步改造，重点补助的方针，以便在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总目标下，使公私立学校各尽其力”。①随后，国家为了集中有限资源推动工业化建设，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而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将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立，收回了中国的教育主权，一些在历史上颇有名气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从中国现代大学名册中彻底消失。
（三）国家统一计划管理高等学校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高校实行高度的统一计划管理。国家不仅掌握办学的审批权，同时对高校的结构、类型设置、教学计划内容，甚至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都统包统管。因此，高校的学科类型、层次类型、管理类型都是由国家规定，高校无法自主选择。这种情况下，高校是政府事业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校无需直接考虑面向社会需求的办学问题，而只需要对政府主管机关负责就可以了。在这种机制下，高校很少考虑如何面向社会需求发展高等教育，调整自己的专业结构和学科设置，办出特色和名牌的问题。所以，长此以往，我国的高校办学存在千校一面的状况。而且，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高等教育过分专业化的弊病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培养出来的人才基础较弱、素质较差，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后来，国家也注意到这一情形，开始纠正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比如，1962年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理科教学工作会议指出，综合大学理科专业设置应当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情况来决定，专业范围应当宽一些，而不宜搞得太窄，更不宜按科学研究方向来设置专业。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此次会议精神没有得到贯彻。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通才与专才教育相结合的
人才培养模式
现当代的高等教育模式处在既受苏联模式影响、又正在向欧美模式回归的改革与探索阶段，基本的趋向是克服过去一边倒的做法，以我为主，借鉴欧美的通才教育模式的经验，保留苏联专才教育模式的合理性的一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就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改革。
（一）改革的动因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虽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但也是一场涉及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尤其是高等教育受到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改革原来的专业化教育，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新构建新的模式。
改革的动因是原有的办学类型与市场经济体制发生冲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学校的办学类型，是单一的国有公办类型，国家对高校包得过多，管得过死。一方面，国家不堪重负，高等学校建设和发展经费严重不足。高校想扩大规模和提高办学效益质量也成为遥不可及的事情。另一方面，高校自身缺乏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机制，无法自主办学。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单一的国有公办高校类型根本无法满足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企业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再者说，国家财力也不可能支撑全部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所以，高校的办学类型必须多样化。
在学科类型设置上，单科性院校过多，专业设置重复，专业划分过细，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适应性差，发展后劲不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不仅如此，还阻碍学科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将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作为指导思想。针对高等教育长期以来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综合素质培养的状况，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开始从纯粹的专业教育向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转变，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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