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现为耶鲁大学罗伯特·A拉韦特（Robert A Lovett）讲座教授，著名的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曾被《纽约时报》称作“冷战史学家泰斗”，2005年获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出版了多部有关冷战的系列著作。
　　潘亚玲，现任职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为美国对外与安全政策、美国社会思潮与美国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理论等，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二十余篇专业学术论文。

　　《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冷战发展的全方位视角。首先，作者全面展现了冷战时期出现的新的体系性稳定要素，包括不干涉内政原则，超级大国如何避免发生直接冲突，对敌我阵营的内部分化的研判和利用，容忍相对安全等。其次，《长和平：冷战史考察》在指出重要的体系性稳定因素的同时，也避免了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展示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最后，通过反思美苏关系的遗产及冷战时期“长和平”的各种机理，加迪斯事实上指出了当今美国外交失败的核心原因，即一方面放弃了先前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当今美国推行民主输出）；另一方面放弃了冷战时期得到良好贯彻的容忍相对安全的原则（当今美国追求绝对安全）。

　　本书逻辑严密，博古通今、文笔流畅……（加迪斯）是颇有见地的历史学家，他将理论性思考与对大量美国档案的深刻认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冷战史。
　　——《纽约时报》书评

　　加迪斯以其惯有的洞察力和审慎的思索，向我们提供了这些重要的、有说服力的论文，加深并改变了我们对美苏关系的理解。
　　——罗伯特·杰维斯哥伦比亚大学

　　一位研究1945年后国际关系的著名史学家，围绕美国和苏联设法避免相互战争这一主题，提供了8篇内涵丰富、研究全面的论文。
　　——《外交季刊》

　　事实上，俄美“友好”有着悠久的传统，尽管不幸的是这更多是在早期而非后期。这一“友好”开始于1780年弗朗西斯·达达（Francis Dada）寻求圣彼得堡承认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失败之旅，结束于1867年的俄美交易或阿拉斯加交易之后不久。苏联历史学家博尔霍维季诺夫有关前半期的俄美关系的著作至今尚无人超越，将来也不太可能有人能超越。他提醒我们，不应当“展示一幅理想化的图景，并虚构俄美之间不存在分歧或敌对的印象”。对他来说，早期俄美关系的教训是“并非没有分歧和冲突，而是历史证实了克服分歧和冲突的可能性”。
　　愤世嫉俗者可能认为这过于陈腐。他们可能指出，考虑到19世纪俄美交往不那么频繁，两国间的“友好”可能如同今天瑞士与冰岛间的“友好”一样引人注目：首先就没有那么多导致敌对的机会。
　　但这一观念过于狭隘。苏美之间存在不少冲突的领域：试想，现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共和革命对专制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或在太平洋西北部有关领土和捕鱼权的竞争；或俄国对欧洲复辟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的支持；甚或在克里米亚战争或美国内战的关键时刻，以“四两拨千斤”的“倾斜”改变势力均衡的可能性。此外，围绕如何对待对方公民和外交人员上多次爆发的摩擦，以及对对方媒体报道的相互抱怨等。值得探讨的是，这些19世纪的敌对是如何得以管理的，使其未对俄美间多年的相对友好关系带来大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解释是，借用新近的术语，双方都有容忍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共存的意愿。如同尼古拉·西瓦切夫教授后来所观察到的，美俄在政治组织、阶级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没有比安德鲁·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时期的俄国间更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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