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伤及无辜，况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另外，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天津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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