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根生,二十九岁的青年,以前当了三年多甲长,现在仍旧是甲长,所不同的,以前是大日本海军保甲的甲长,现在是上海市政府治下的甲长。他是赵荣康烟纸店的店主,店中并没有伙计,妈、他、妻子三个人轮流管买卖,又共同小心地扶养一个独子。
过了几个月,区长是换了,保甲长原封不动地给新区长接收去了。根生送去一张志愿书,又领到一张委任令,一副重担又压在他的身上,他常常想:‘我命中注定了要当小猢狲的吗。’每当白天过度辛劳之后,晚上,就有做不完的甲长旧梦去打扰他,他看见自己莫明其妙地在开会,在写,在茶馆里看保长的凶险,在向人们收钱,在声辩自己是清白的,不是汉奸,从没有做坏事。”①
这篇文献虽然是小说体裁,但近乎写实,可以窥上海乃至全国其他沦陷区在抗战胜利之后,原伪保甲长的生活转变状况。沉重的负担,忙不完的各种琐事,沉重而有压力的征钱任务,来自保长的压迫,以及更苦恼的是关于汉奸声誉的辩白。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抗战胜利之后,保甲长整顿接受的状况,除了那些具有显在的汉奸身份的保甲长之外,其他在汪伪时代任保甲长的人都保留了保甲长的职位,只需要填写一张志愿书即可。抗战前后两个时期甲长的共同点是任务一如既往的繁重,征税征钱是最有压力而难完成的任务。
甲长在中国的保甲制度体系中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在一些民歌中,甲长虽不及保长威风,有权势,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但是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受到双重挤压的艰辛的角色,在小甲长的旧梦中,赵根生是一例,而在施家圈的施雨千甲长是另一例。施家圈是上海的一个地处偏远的小村落,合作社的人去访问他时,看到的是一个木讷的高度自我防卫的甲长,他急于告诉来访者“乡下人都是很穷的,田很少”,“收成都用光了”。而周围的村民却表现出欢快的神情,显然不像甲长所描述的那样生活悲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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