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一般的政府官员和士绅都没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诚如梁启超在《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所说：“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②传统中的“中国”概念主要是一种所谓“有文化的邦土之体认”，而不是民族国家。③
最能证明这一判断的事实是1792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来华这件事。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的指示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但在表示中英平等关系上不能含糊。交涉的内容主要是英国要求派使节常住北京，希望中国增开通商口岸，减少对广州通商的限制以及确立固定的、公开的税则等等。但是，乾隆皇帝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者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礼。他的目的是要表示中英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中国方面当然不会接受他的条件，乾隆皇帝也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
打破帝国体系，建立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体系”是欧洲殖民体系在政治上对世界历史的一大贡献。因为，国家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国家体系的框架内创造的。事实上，国家体系是定义国家的框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家存在于国家体系框架内这一事实是近代国家的特殊性，区别于其他的官僚政体。对于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殖民体系，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曾作过形象的描述：“大片大片的地区，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81.9万平方英里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44.3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处于欧洲的统治之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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