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最新升级版)》写于1996年,某些章节曾发表于报刊;1997年成书出版,至今十三年了。十三年中,未曾再版。倒也不是遭遇过禁止,也不是没有出版社肯于再版。事实上希望再版此书的出版社真是不少,但我自己却一次次拒绝了。
原因单纯,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看法越来越不怎么样。我对自己其他书的看法也有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但那“其他”大抵是小说。小说家们十之八九都写过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小说,即使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由于成为自己某一时期写作状况的证明,只要别人以为还有点儿再版的价值,自己们往往也就悉听尊便了。
然而我这一部书却非小说。究竟算是哪一类书连我自己都说不明白。时评类的?沾那么一点儿意思吧。
我认为,时评类的书另有评价的标准,比如冷静、客观、公允、详实的依据等等。当然,若有预见性,并且预见得较准,最好。总而言之,时评类的书,一般以充分的理性表述为上。
而我这一本书,它的情绪色彩太浓了。
故当年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
小说家而写非小说类的书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对“不务正业”的批评是不以为然的。
当年也有人批评这本书呈现了显然的“仇富心理”。
而我当年不满也很忧虑的,其实不是富人们本身,而是造成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现象的种种“体制”问题。
正因为不满很强烈,忧虑也是发自内心的;又不愿被讥为“杞人忧天”,所以成心用了一种调侃的文笔来写。结果不但情绪色彩太浓,也同时缺少了一部好的时评书应有的理性庄重,那么意义自然大打折扣了。
现在我正做着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抢救”的事情。也就是说,明知自己的某一部书不怎么样,但希望通过修改,“改判”其“死刑”,尽量使之“重见天日”。
展开
——《当代资产者阶层》
将上海人与广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们即使已然是成功的“买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他仍只不过是“打工仔”。而上海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知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当代“买办”者阶层》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
——《当代中产者阶层》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痛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族群。并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贪穷族群。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们“农民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
——《中国农民工》
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中国要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很可能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担心的,是发生前苏联那样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也可能在非常巩固地掌握着政权的情况之下,政权被某些官员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两面化了。一面做给自己的党和全社会看;而另一面隐蔽地、贪婪地、不断地左右结网,上下结网……
——《中国当代“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