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吃完饭，把筷子往下一放，正襟危坐地说：“少荃，你到我这里来，我这里只崇尚一个字，那就是诚。”言外之意，如果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到，何谈其他。他经常说，为人处世都是从这一个字——诚开始的。李鸿章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觉得，曾国藩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他下不了台。后来，曾国藩又从正面称赞李鸿章的与众不同之处，并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积极引导他。
不久，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欧阳兆熊要回老家，向曾国藩请假。曾国藩这天很高兴，专门为他置酒饯行。酒足饭饱之后，欧阳兆熊说：“老师，我有一个请求，在这里不知当讲不当讲？”曾国藩说：“可以讲，什么事情？”欧阳兆熊说：“我们这里的人每天五点多钟要吃饭，这个进场饭，不是说我们不能起早，主要是，我们肚子不饿，吃不下去。我请求以后能不能把这个进场饭给免了？”曾国藩一笑，说：“承蒙你提出，进场饭今后就免了。”欧阳兆熊回到自己家中后，给李鸿章这些人写信，开玩笑说：“从今以后，你们这些人每天早晨觉睡得非常好，饭也吃得香。但你们每天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想着，免进场饭这件事情，可是我给你们争取来的。你们何以报答我？我只要求你们每天吃饭时，祝福我一次！”李鸿章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承蒙你的关照，进场饭已经免了。但是我们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又有了，我们现在又要自己另起炉灶，这个钱不知道谁能给我出。你能不能给我出？”
吴汝纶在为李鸿章写的《 李公神道碑 》中说：“公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论，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公学。”
有关李鸿章接受曾国藩的教训，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在《 庚子西狩丛谈 》专门讲到：
公（ 指李鸿章 ）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尝告予：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那真是大人先生。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跟随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但他偏要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上，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至于督责的例证，就更多了。刘铭传的铭字军没有经过训练，特别是军纪方面很差。刚组建不久，就发生了打死奉贤县令的事情，曾国藩给刘铭传等人写信，信中说：
我成立淮军，有良苦用心。两淮风气刚劲，自古以来，多出英雄豪杰，近来没有人倡导这种风气，使淮人甘心与国家作对，为敌军竭力苦战至死不悔，即使为国家所用，也因久染恶习，骚扰百姓。我与李鸿章组建淮军的目的，是想力挽他们的恶习，把他们变成国家的干城。为此，第一要教他们忠君，忠君必须先敬畏官长，这是义；第二教他们爱民，爱民一定先保护家乡，这是仁。这就要求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李鸿章在上面倡导，全靠你们鼎、铭、春、树各营的领导教导、训诫他们。淮军里的人将来成为国家的名将达官，乃是你们训诫的功劳，假若成为骄兵悍卒，危害国家，也是你们不教导训诫的罪过。成败祸福，可以说系于你们身上，尤其在于初创的数月之内。
曾国藩从不板起面孔训斥人，而是讲道理，注意对人的感召。他后来又亲自给李鸿章写信，督促将杀县令的士兵绳之于法，教育淮军要严明军纪。
4.培养忠诚和献身精神
曾国藩曾提出“天道恶贰”，“贰”就是不忠诚，首鼠两端。他早年目睹那些身居高位而又无所事事的人，曾痛切地发出这样的慷慨之言：
我一直以为，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时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或遭遇挫折、或离职而去、或抑郁而死。而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权重，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咸丰十年七月，郭嵩焘因盛推大学士翁心存，二十三日，曾国藩回信表示“知人甚难”，他说：
往在京师，如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诸老（ 皆为大学士 ），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三四年间，尝以此风为云仙（ 郭嵩焘 ）亲家言之，今来示盛推翁公，殆以一荐之惠难忘。去年来示，盛推僧邸，仆与舍九弟曾私虑其不终。人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也。
这种看法与胡林翼极为相同。胡林翼说：
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今日之廷臣，与凡一切官吏，皆亡国之人与彼处耳。所以愿与彼处，不愿与师友处，何也？好谄佞、好柔媚、恶冷、恶淡、恶方严耳。
曾国藩大表赞同，对胡说：
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培养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个人的忠诚感和献身精神。他一直说，现在的天下早已没有是非，他希望用几个人的表率作用，让更多的人向他们学习，以忠诚作为天下倡导。常常把“书生以忠诚相期奖”，“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作为教育人的根本。
他在培养献身精神方面，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后，清朝给他最高的一个期许，就是让他在最短时间里把南京城拿下。曾国藩接到署理两江总督的任命后，立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两江总督署的大营，同时也是行军的统帅部搬到了天下最危险的地方——祁门。
在安徽祁门这个地方，湘军遇到的危险非常大，陈玉成、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后期的这些大将，经常率几十万大军包围。曾国藩几乎被太平天国的小将们抓到。所以，下面的人经常提醒他，是不是应该离开这里，不要继续在祁门这个最危险的地方驻扎下去？并说统帅应该找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曾国藩坚决不退。到休宁时，有的人还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休宁不是你死的地方，两江都是总督辖境，何者为退？何者为进？曾国藩笑着回答说：前两江总督何桂清离开常州时，身边的人可能也是这样说的。
原来，两江总督署在常州，面对太平天国即将大兵压境，何桂清请求驻到苏州筹饷，实际是逃离，因此将行时，常州绅民塞道请留，何的随从开枪向挽留的人射击，打死十余人，才得以脱身。至苏州时，巡抚徐有壬拒绝打开城门，何桂清只好逃到上海。随即苏州也被太平军攻陷，徐有壬死，遗疏再次弹劾何桂清当了逃兵。但因英法联军进犯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何桂清的案子迁延两年没有结果。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薛焕都是他原来的属吏，迭次上疏为何乞恩，清廷不许。言官也数次劾奏，直到同治元年，才将何逮捕下狱，判拟斩监候。大学士祁寯藻等十七人上疏论救，尚书李棠阶力争，谳乃定。何桂清援引司道请他的禀牍作为洗脱自己无罪的辩辞，清廷将事情交曾国藩察奏。曾国藩上疏说：“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当年冬天，将何桂清弃市。
曾国藩讲出这样一则因逃亡而被清朝处死的案例，并且，这件事可以说就是曾国藩处理的，现在轮到自己，不能搞“双重标准”，因此任凭属下怎么劝，他也不动摇。但曾国藩有一个观念，就是“身履诸艰，不责人以同难”，因此对身边的幕僚说：“这样吧，你们要走的话，我给每一个人开三个月的薪水，等事平之后，最危急的时候过去了，大家再回来。我仍然会按照以前那样对待大家，毫不介意。”
曾国藩这样一说，下面的人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跟大帅共甘苦，共患难！”所有人都不走了。于是，曾国藩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曾国藩一生有四次自杀：在祁门的时候，他每天把剑悬挂在自己的船顶，太平军要是打进来的话，随时准备自杀。而且他还写了一份遗嘱，早已作好了战死的准备。
5.甘雨兴苗，正面教育为主
曾国藩在总结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时说：天下无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知的卓识，大概都是由勉强磨炼而出。《 淮南子 》说“功可强成，名可强立”，《 中庸 》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讲的就是勉强功夫。
胡林翼也说：人才因磨炼而成，总须志气胜人，乃有长进。成败原难逆睹，不足以定人才。
曾国藩特别重视正面教育，即积极鼓励、引导为主，他说：“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哪有固定的道理，如果你经常褒扬鼓励它，就像甘甜的雨露滋润禾苗一样，它就会健康地成长为人才；如果你经常贬斥打击它，就像严寒的霜剑凌杀万物一样，它就会凋零萎缩，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培育人才。”
李元度是曾国藩着意培养的人才之一，他发现李有“喜大言”的弱点，多次与他倾心交谈，戒其改正，但还是正面教育为主，而且注意给人留情面，甚至还将自己放进去一并检讨，这让下属非常受用。他对李元度说：
吾辈均属有志之士，亦算得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之习气未除。一心想学战，一心又想读书。所谓“梧鼠五技而穷”也。仆今痛改此弊，两月以来，不开卷矣。阁下往年亦系看书时多，料理营务时少。其点名看操、查墙子等事，似俱未躬亲，此后应请亲任之。
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给李元度的好友沈葆桢写信，希望沈葆桢到来后对李元度所用的人一一甄别，并希望对自己用人不当之处，不吝指正。他说：
次青（ 李元度之字 ）过人之处极多，惟弟（ 自指 ）与阁下知之最深，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对于那些在高位者，犹或留心察看，分别贞邪。对于位卑职小，出己之下者，则一概“援善从长”之义，无复觉有奸邪情伪。凡有请托，无不曲从。即有诡状发露，亦必多方徇容。此次青之短。将来位望愈高，终不免为其所累。阁下知人之明，远胜侪辈。务求台驾迅出，且先在信州小驻，将次青所用文武各员，一一经法眼甄别，位置得宜，优劣得所。次青去此一短，则众长毕露，幸甚。敝处用人间有不当，亦望阁下时时惠锡箴言，以资质证，至祷至祷。
曾国藩认为，李元度长处甚多，但没有“知人之明”，特别是在下属面前，谦恭包容，使得命令不行。为此，请沈葆桢来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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