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些接连不断的救亡的燃眉之急，要求把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起来，因而集体主义便代替了个人主义，专制强权最后淹没了知识分子对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如果我们看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史，这种说法似乎是不错的。但是，这种解释最大的困难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亡国危险，“救亡”是一百年来中国命运的主题，不能仅仅把这个现象用于191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对军绅政权的不满和批判，以及对社会整合危机之焦虑，正是新文化运动之推动力，亦即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提倡启蒙本身正是出于救亡的需要。救亡压倒启蒙说不得不面临一个二律背反：“救亡”既然导致早期的“启蒙”，为何又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中断“启蒙”？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就始终存在“救亡”意识，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至于辛亥共和革命，都是因“救亡”而作出的反应。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救亡危机并不见得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为迫切。为何独独在这时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的毛病在于，它忽略了在“救亡”的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变迁还有自身的内在演变机制和路向，“救亡”是通过对旧意识形态的抛弃而和“启蒙”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在任何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运动或潮流中，“救亡”都是最具动员力量的，它确实可以推动某些观念兴起，使某些价值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仅仅有“救亡”的动员力量，不一定导致价值独断。正如辛亥革命期间，反清排满、共和也是出于“救亡意识”，但民初时并没有因之而出现某种价值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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