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制度的设计是企业办社会、单位管生老病死、住房由职工所在的单位分配，老职工按照婚姻状况、工龄和职务来分配住房，人们需要排号等待房源。未婚职工和新分配进来的外地职工，多半安排住在单身宿舍，单身宿舍的情况视各单位而定，如有2人间、4人间、8人间不等。例如，已故的我国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尽管他是大学毕业，尽管他已年过四十，尽管他是专业人才，但由于是未婚，仍然安排住在单位的一个6平方米的宿舍里（当然是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之类的设备）。这间屋子既是陈景润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和研究室，就是在这间螺丝壳的小屋里，陈景润先生勇攀哥德巴赫猜想的高峰。而且，在当时，他能够1人独居1小间房子，也实属不易。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没有私屋可租，单身职工的住房就由单位解决，实在找不到住房，就睡在办公桌上。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某部委工作，一时没有单身宿舍的床位，几经交涉也没有结果，最后经办公厅主任同意，住在办公室内，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有意思的是，几天以后，同一处室内的一位老同志出差回来后，给他留了一张条，请他另寻住处，因为这几张办公桌的睡觉权是这位老同志的。由于这位老同志的家属在农村，一直未能解决户口问题，户口是分配住房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自然就难以分配住房，他在由四张办公桌拼起来的床上已经睡了十多年了。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个别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后，单身职工的住房问题，职工所在的单位大多不管了，特别是非公企业，基本上要自己找房住。一线城市的房屋租金，相对于新毕业的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收入而言，是相当高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对解决住房问题的思路比较单一，一下子就完全推向了市场，房改之初的住房补贴政策，基本上也成了一句空话。没有对住房市场进行细分，只是单纯地建成套商品住宅，这对于大量的未婚年青人来说，既不需要，也难以承担。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由于外来的年青人多，工作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应该大量地建造小型的单身公寓，一般以30~50平方米为宜，以出租为主，出售为辅。这样，不但解决了年青人的住房需求，大大降低了资源成本，也可以降低房价，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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