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堪舆中的形势派，也可以说本于这一时期的兵家和纵横家的形势论。《管子》和《孙子》都有以“形”、“势”为题的篇章，如《管子》之《形势》、《形势解》，《孙子》之《形篇》、《势篇》等。《荀子·强国》说秦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尉缭子·兵谈》说“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栗。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都是就兵事而论山川形势。在战争乃家常便饭的情况下，要赢得战争，不仅要强兵马、得天时，还要善于利用地形状况。兵家和纵横家们深知山川形势关乎战事之成败、国家之存亡，所以都把对地理形势的了解作为一门基本功，举凡“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大小……”，都要通通掌握，而这类知识也恰恰是后来的形势派堪舆术士们应具备的。
前边谈到，樗里子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后期，墓地和吉凶祸福相关联的观念就已经出现，这也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阴宅堪舆术的进一步发展。既然生人要相宅，为了让在阴间“活着”的人过得安适，以荫应后人，自然也要相宅。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日书》，对研究战国时期相地择居的情况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虽是一部讲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术书，却也涉及相宅择居。有人认为，《日书》占卜的内容概括起来不外八个字：“生老病死，衣食居行。”其中“居”正是较受重视的一个方面。书中的“门”、“梦”、“生子”、“生人”等部分都讲到居室房屋的环境选择，进而占断吉凶福祸。如在“门”这一部分占文中，我们可以读到造门关乎吉凶的内容。里边有一幅门图，在房屋的东南西北各方共标有二十二个门，逐一占断，并注明吉凶。如南门：“贱人弗敢居。”辟门：“成之即之，盖廿岁必富，大吉，廿岁更。”屈门：“其主昌富，女子为巫。”失行门：“大凶。”不周门：“其主富，八岁更。”大门：“利为邦门，贱人弗敢居，居之，凶。”等等。占断大门方位与吉凶福祸的关系，也正是后世堪舆相宅的重要内容，这一点足以说明《日书》与堪舆渊源之深。蔡达峰先生认为，《日书》中对择居的占断既有方位占法，又有形象占法，其占法框架可以说是后世堪舆术的直接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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