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堪舆中的形势派,也可以说本于这一时期的兵家和纵横家的形势论。《管子》和《孙子》都有以“形”、“势”为题的篇章,如《管子》之《形势》、《形势解》,《孙子》之《形篇》、《势篇》等。《荀子·强国》说秦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尉缭子·兵谈》说“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栗。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都是就兵事而论山川形势。在战争乃家常便饭的情况下,要赢得战争,不仅要强兵马、得天时,还要善于利用地形状况。兵家和纵横家们深知山川形势关乎战事之成败、国家之存亡,所以都把对地理形势的了解作为一门基本功,举凡“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大小……”,都要通通掌握,而这类知识也恰恰是后来的形势派堪舆术士们应具备的。
前边谈到,樗里子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后期,墓地和吉凶祸福相关联的观念就已经出现,这也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阴宅堪舆术的进一步发展。既然生人要相宅,为了让在阴间“活着”的人过得安适,以荫应后人,自然也要相宅。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日书》,对研究战国时期相地择居的情况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虽是一部讲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术书,却也涉及相宅择居。有人认为,《日书》占卜的内容概括起来不外八个字:“生老病死,衣食居行。”其中“居”正是较受重视的一个方面。书中的“门”、“梦”、“生子”、“生人”等部分都讲到居室房屋的环境选择,进而占断吉凶福祸。如在“门”这一部分占文中,我们可以读到造门关乎吉凶的内容。里边有一幅门图,在房屋的东南西北各方共标有二十二个门,逐一占断,并注明吉凶。如南门:“贱人弗敢居。”辟门:“成之即之,盖廿岁必富,大吉,廿岁更。”屈门:“其主昌富,女子为巫。”失行门:“大凶。”不周门:“其主富,八岁更。”大门:“利为邦门,贱人弗敢居,居之,凶。”等等。占断大门方位与吉凶福祸的关系,也正是后世堪舆相宅的重要内容,这一点足以说明《日书》与堪舆渊源之深。蔡达峰先生认为,《日书》中对择居的占断既有方位占法,又有形象占法,其占法框架可以说是后世堪舆术的直接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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