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它们毕竟还是一种声音。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却是有意无意的漠视——漠视何晏的存在及其影响。
这种奇怪的现象在距离何氏较近的唐代有过。如在两《唐书》的记载中，李世民表彰了起于先秦、止于六朝的二十多位大儒，几乎囊括了有文字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上的所有知名学者，其中既有抨击何晏最猛烈的范宁，也有始终给何晏陪绑的王弼，却独独将何晏置之其外。
在距离何氏很远的清代和近现代，对何晏的漠视也依然存在。如在《四库全书总目》里，并没有单独列出《论语集解》，只是在介绍《论语义疏》和《孟子正义》时顺便提及；又如在近现代人张之洞、范希曾编纂的《书目答问补正》里，“论语类”同样也找不到《论语集解》的踪影。如此等等，着实令人费解。
概括起来看，典籍对何晏的记载和评述，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政治上有褒有贬，但以贬为主；二是在学术上顾此失彼，以偏盖全。具体来说，就是对他的玄学研究尤其是清谈实践多所关注，而对他的儒学研究特别是《论语集解》的撰作，多是点到为止，或语焉不详。这种一头重一头轻的情况，严重歪曲和误导了何晏的形象和人们对他的了解——在多数情况下，让人们觉得：何晏除了谈玄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一旦人成了名，无论他是否愿意，都有可能成为有关他的神话的工具，别人往往只能通过对神话的阐释来认识他，而这种阐释本身又难摆脱当代的偏见。”何晏作为清谈领袖到底留下些什么呢？那样一个风云人物，到如今各种典籍竞连一篇专门像样的传记都没留下来。有之，则散见于《晋书》、《三国志》、《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太平御览》等极其有限的文献之中，而那些零篇散章和他曾经的高贵身份与辉煌地位又是多么不相称！真正传下来并仍在发生作用的不是他的“谈”而是他的“著”，那便是《论语集解》。然而，数百千年来，其清谈之虚名却胜于著述之实学，幸耶？非耶？沉淀之后的何晏，足以使其骄世的是《集解》而不是清谈。他以清谈暴得大名，亦以清谈背了恶名，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大红大紫的人物，是极易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变为尘烟的。寄之口头的高谈阔论，早已成了白云苍狗；见诸文字的《论语集解》，却可以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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