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所谓“家屋文镜”，应正名为“蜚廉桂观镜”，是汉武帝派遣方士入海求蓬莱仙人。登临日本纪伊山地并大和、奈良地方之实证。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春正月，“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武帝）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17]夏四月，公孙卿日：“仙人可见，而上（指武帝）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指为神人建造住所）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案：蜚廉，又作飞廉，系神禽，能致风气；桂，系指桂树。因此得名，而非蜚廉馆及桂馆。此观址在陕西长安县境内。）甘泉则作益延寿观（案：《汉武故事》及《括地志》皆云延寿观，而无益寿之名，观之高三十丈，在今陕两邠州淳化县）。使（公孙）卿持节设具，而侯神人，乃作通天台（案：《封禅书》作通天茎台。《汉书》作通天台于甘泉宫；又《汉书旧仪》云：台高三十丈，去长安二百里，望见长安城也。）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防（又作房）内中。（案：指灵芝草生殿房（一说斋房）中，生芝九茎。）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诏日：甘泉防(房)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18]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冬，汉武帝“南巡，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武帝）欲治（建造）明堂于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人名，亦方士之流）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日昆仑。天子从之人，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武帝）令奉高作明堂汶上（案：汶，河流名。胡三省日：据《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县西南四里。又《禹贡》：浮于汶，达于济。此明堂当在济之汶上。琅邪之汶，人于潍，而潍入于海，其地僻远，非立明堂处。）如(公玉)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泰一（天帝，或称上帝）、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对坐之。”（案：汉朝以高祖刘邦配上帝于明堂，自元封五年甲子之日始。）[19]（图23）
所谓“家屋文镜”，应正名为“蜚廉桂观镜”。据此镜内建筑物图形，当可断言，是汉武帝为了迎候神仙，或祠祭泰一（天帝）和尊崇汉高祖而在各地先后兴建的蜚廉桂观、(益)延寿观、通天茎台、明堂等四处观、台、堂之模型，而且是由公孙卿之辈或者由其他方士专门设计铸造的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铜镜所充分展现。故此镜堪称是中国方士在铜镜铸造方面真实反映汉代建筑形式与建筑艺术的极罕见之作。其铸造年代，当是在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命建明堂告成以后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第三次派遣方士人海求神仙以前制成的护身宝镜。此镜已被日本考古学者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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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先民早在战国时代的齐国和燕国，以及实现了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时代，给后
世各代留存下来的有不胜枚举的历史遗产。其中，关于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在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留传下来的探察山川地理之记录和海洋地理之记录，尤为丰富多彩，极其珍贵．凿凿有据。虽然经历二千多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处处显现着中国先民在大陆沿海海域和环太平洋海域内对日本列岛海山及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少数岛屿所留下的探险业绩和历史足迹。
然而，自从司马迁编修《史记》之时起，中国海上方士集团的海山探险业绩，便遭到无情
的驻蔑视和贬斥，在《史记》一书内始终不肯做出如实公允的记述。一个以方士集团为主体的、反复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并得到燕、齐国王及秦始皇、汉武帝全力支持的、
历时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规模巨大的海外探险事业，竟被简单地归结为寻访“神仙”和寻找
“长生不老药”，似乎这是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而将方士们的各种探察报告完全封杀和压制
起来，闭口不谈方士们的其他业绩。然而，历史是客观存在，铁证如山，无论是谁，总不能一
手遮天，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早在春秋至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一书，汉武帝时代东方朔(前154～前93)撰《海内
十洲记》、《神异经》等书，以及东晋(前秦)时代王子年(嘉)撰《拾遗名山记》一书，先后系统地、全面地报道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世纪中叶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在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新鲜而奇妙之各种见闻。在千百年间，虽然屡遭少见多怪者与高唱疑古取崇者们的多方贬斥、篡改和肢解，但其报道的基本史事内容，仍然具有揭示原本真相和展现中国先民历史足迹的重要价值。上述报道，除陈述中国大陆周边地理及“十洲”地理之外，其中亦附会了某些“神秘怪异”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