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式，字执中，1922年8月生，安徽省全椒县人，幼年失学，自学成长，走过了一条坎坷而漫长的治学道路。现为中化民族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主编《中华民族史研究》多辑、《太平天国大词典》等书，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太平天国史实考》、《台湾先住民史》、《汉语成语研究》等书。先后发表史学文章数百篇。自1990年起倡议海峡两岸历史学者共同撰 写一部中华民族的新史书，得到台湾学者的响应。曾应邀赴台讲学，并先后四次主持两岸学者合撰 中化民族史的学术会议。后又起草《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得到海内外100多位历史学者签名赞同。新华社与海内外数百家媒体都对此事作了报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论古人； 论古贵有新见地，岂可人云己亦云。 时移世易千百载，古人早已化灰尘； 书生论古君莫笑，不为古人为今人。 不为古人空着急，愿劝今人学聪明； 古今万事同一理，从来鉴古可知今。 欲得古人为师友，欲从史实学教训； 今人今人听我语，听我饶舌论古人。

    自序
    2000年初，我在《今日中国》杂志开辟“史式谈史”专栏时，编者对我作了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现在借用来自报家门：
    史式，1922年生，安徽省全椒县人。幼年失学，自学成才。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到教授，直到海內外知名的教授，他走过了一条坎坷而漫长的道路，学术界戏称他为“三自学者”（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自成一家）。他治学谨严，言必有据，无征不信，能够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他大力倡议海峡两岸史学家合力编纂《中华民族史》及重写中华古史。对历代史书，他持批评态度，认为“正史不正，实录不实”，我们的历史知识以讹传讹者太怪状，岂能起到借鉴的作用！历代官方史书，正是这种扭曲历史真相的哈哈镜，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辨伪，纠谬。目前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对历史探索、求真的最佳时期。一方面，帝王与变相帝王的阴影已经开始消退，人们陈旧的观念也在逐渐更新，对于确有真凭实据的新论点已有接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7 0年代以来，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工作成绩斐然。许多出土文物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却以自己的存在揭破了许多千秋疑案，此时无声胜有声，铁证如山，不容你不相信。用碳14测定出土文物年代的方法，用DNA的分析探索人类之间的血缘关系，都为研究历史去伪存真提供了方便可靠的途径。传统的历史框架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构建起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年，许多历史之谜已被破解，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还打不破传统的历史框架，岂不为司马迁所笑！
    本来，探讨历史真相的文章，应该是被群众所欢迎的。始创于唐代，大兴于宋代的说书，共分“烟粉”、“灵怪”、“公案”、“佛书”、“讲史”等几大类，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讲史”类，历史故事，谁不欢迎。几百年来，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在讲史；从儿童到老叟，人人都爱听书。但是近几十年来，情况为之一变，人们对学历史的兴趣淡薄了。这与史学书籍、史学文章的文风大有关系。由于文章的公式化，概念化，许多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都被写成干巴巴的教条的注释，使人望而生厌、望而生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学生学历史只是死记硬背，索然无味。考古工作虽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历史研究虽然不断有新的成果，但是一切史学书籍、史学文章始终只放在学者的案头，而不为广大群众所知，起不到史学研究成果应该起到的借鉴作用和教育作用。
    长期以来，我自己也是按照当今通行的模式去撰写史学著作与史学论文。姑不论内容价值如何，那副板板六十四的面孔照样让人生厌、让人生畏。只是偶然在报纸副刊上发过一些散文形式或杂文形式的探讨史实的小论文，长的不过数千字，短的不足千字，倒是大受欢迎，也得
    过奖。但是我总觉得，难以用这种自由式的体裁来写正式的史学论文，这大概也是观念难改，故步自封之故。1999年夏天，我因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专题电视片，暂住在北京友人家中。《今日中国》中文版年轻的李富根主编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开辟一个“史式谈史”的专栏。他盛赞我的一些内容认真、体裁自由的谈史短文，主张我把史学研究的成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来，从专家学者的案头推展到广大群众中间去。这是年轻人极有创造性的建议，为我欣然接受。我们共同商定了文章风格。
    即：
    一、历史论文的内容，言必有据，无征不信。
    二、历史散文的形式，可长可短，形式不拘。
    三、历史杂文的语言，言词犀利，妙趣横生。
    于是不久之后，这种“三合一”式的文章，就开始问世了。记得其中一篇名为《刘备并未“三顾茅庐”》的文章，在一个多月中就被上百家海内外的媒体所摘载，一时议论纷纷。从来文章怕寂寞，这种到处争说“三顾”事的现象倒给了我很大的鼓励。2000年夏，我接受重庆出版社的约稿，将一批“三合一”式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史式谈史”丛书，第一辑暂定四册。即：
    一、《皇帝是个什么东西》，评论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一批帝王。
    二、《古来冤案知多少》，评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冤案。
    三、《清官贪官各行其道》，评论历代王朝的吏治与两类不同的人物。
    四、《太平天国不太平》，评论历代有关农民起义的史实。
    六位赐序者都是我的文章知己，道义之交。序言排列的次序是“序齿”，即年龄大的。作者在前。我今年已满81，六位赐序者之中有两位年长于我，交谊在师友之间。这套丛书之能问世，应当感谢李富根主编的创意，冯克熙先生的推荐，重庆出版社李书敏社长的热情约稿，以及吾妻赵培玉女士的长期协助。
    在把这一批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三合一”文章大胆呈现给读者之时，我想告诉读者的话是：为惧岁月如流，人之已老，率尔付梓，乞恕草草；大胆议论，公诸同好；抛砖之作，势难精到，一得之愚，聊供参考；如蒙赐教，至感永宝！
    史  式
    2003年3月1日

    帝位之争为何如此激烈
    帝位之争为何如此激烈？因为“皇帝”这个位置对人的诱惑力是太大了。
    “皇帝”是中国的土特产，而且是秦以后才出现的土特产，与西方的king、emPeror都不相同。外国也有国王，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也都有王，但是这些王全不能与皇帝同日而语。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外国国王的权力常常要受到教权的制约；在夏、商、周三代，诸侯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中央的王权也就受到了限制。只有皇帝权力无边，在他力所能及之处，江山都是他的私产，臣民都是他的奴仆，他对任何人皆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为所欲为。
    外国也有王位之争，我国秦以前的三代还是有王位之争，但都比不上争当皇帝争得那么激烈，那么火爆，那么不顾一切。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天下大乱之时，任何人都可以来争当皇帝，全无限制。在外国想争王位，你至少得是个贵族；在三代想争王位，你至少得是个诸侯。只有争当皇帝，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人有一个，命有一条，就可以参加角逐。朱元璋从小就是个小灾民，小流民，当了皇觉寺的小和尚，还是化不到缘，吃不饱饭，是个穷得不能再穷的流浪汉，既无文化，又无技术，论资格，他什么资格也没有；论条件，他又不占任何条件。经过20多年的摔爬滚打，他居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当然在角逐的群雄中，并非全是亡命之徒。正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天下既乱，出来争当皇帝的，既有有识之士，也有无赖之徒。有识之士争当皇帝，是希望夺得大权，可以施展抱负，能做一番大事业。等而下之，有些略有知识的人，既有一些事业心，也想追求荣华富贵。再往下数，才是一群只希望捞到好处的无赖汉，以及敢以性命博取子女玉帛、荣华富贵的亡命之徒。
    天下乱得越久，参加角逐的群雄越多，老百姓所受的祸害也就越惨烈。既然“胜者为王”、“大丈夫当以弓马得天下”已经成为公开的“游戏规则”，则参与角逐者中间必有一大批敢于杀人、勇于打仗的剽悍角色。其中既有许多流民经过铤而走险锻炼出来的草莽英雄，也有前一个王朝崩溃时留下的骄兵悍将，更有从边境上侵入的游牧民族的酋长及其部属。这些人都有非凡的打仗本领、杀人本领，既然江山可以由打仗来取得，他们就不妨在中原大地上大显身手，大肆表演自己杀人放火的本领。几年的大乱就是以把过去几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财富毁于一旦。等到“龙争虎斗”有了结局，最后的胜利者扫灭群雄，登上帝位的时候，中原大地已经是人烟断绝，庐舍为墟。新皇帝只好下诏招抚流亡，与民休养生息，一切从头做起，美其名曰“天心厌乱，人心思治”。这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页页翻过去的。
    荒唐的皇帝制度公开地告诉大家：平时没有饭吃的穷汉，只要争到了帝位，立刻锦衣玉食；原先穷得讨不起老婆的光棍汉，只要争到了帝位，立刻可以得到三宫六院、宫娥彩女；经常只能在破庙、桥洞栖身的流浪汉，只要争到了帝位，立刻住进雕梁画栋的皇宫御苑。因此，一无所有的亡命之徒一旦做起了皇帝梦，自然会去以性命相搏，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自从秦始皇创立了以天下为一人私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历代的野心家无不为之倾倒，无不为之折腰。相互之间，你争我夺，有如恶狗抢屎，饿狼争肉，那种舍命相搏的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要多丑恶有多丑恶。为了争当皇帝，什么不要脸的事，不要命的事都做得出来。一切野心家最大的奋斗目标就是夺取帝位，使本人得以享尽人间富贵，子孙后代永为帝王。总而言之，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治一乱，治乱相间，难以持续向前发展。所有在治世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一到乱世，摧毁殆尽，以后又从头做起，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其祸源就是荒唐的皇帝制度，历代战乱主要是由野心家争夺帝位所造成的。
    皇帝制度是培养小人的温床
    《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既反映了原始公社时代的社会情况，也成为儒家学者的政治理想，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可是自从秦始皇实行了君主专制制度，这种理想、这种精神被拦腰斩断，从此以后就变成了“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天下之大，竟成了皇帝一个人的合法私产，何其荒唐！
    天下既是皇帝一人之私产，根据君主专制制度，天下事无大小都该由皇帝一人处理，所谓“乾纲独断”是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程不得休息。
    据说秦始皇每天要看120斤的公文（竹简），看不完不休息。从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着一条原则，即国事必须由皇帝处理。《康熙朝东华录》卷九十一中说：
    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
    试问：天下事无大小，都得由皇帝一个人来处理，这能行么？历代在位的皇帝年龄有大有小，身体有好有差，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强有弱，怎么能一刀切，凡天卞事都要求他一人处理。而且皇帝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无论多么聪明、能干、健壮、勤奋的人也办不到，也办不好。要皇帝统管天下之事，这个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实际上也行不通。可见，康熙所说的“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不过是大话欺人而已。
    当然，历代辅佐皇帝管理国家事务的还有各级官员。这些官员如果是由科举选拔出来的，有一定的知识与能力，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司其职，照章办事，那么，国家也许还可以粗安，不会出大漏子。不过这些官员都只是遵命办事，而不是依法办事。因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一切法律只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可执行可不执行，下级要看上级的脸色办事，上级要看皇帝的脸色办事。做官办事，会看脸色要比熟悉法律重要得多。你办事虽然合乎法律规定，却违背了上级意志，则费力不讨好，每每丢官获罪。许多书呆子官员，就是这样吃，厂大亏。也就是说，办事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争议，你就要谨慎一点，虽然有法可依，也不要轻易表态，应该请上级“拍板”，直至请皇帝拍板，因为皇帝握有最后拍板权。
    如果某个皇帝正派一点，自己不做过分出格的事，对国家大事有一定的责任心，能够在各司其职的原则下放手让各级官员照章办事，自己又能牢牢地掌握好最后拍板权，大权不会旁落，这样，可以大致保持社会安定，老百姓的日子也比较好过一点，这就是历代史学家所称赞的太平盛世。
    ……

自序
诸家序言
惟真实的历史才有生命力
把新观点拿出来
以真存史，以史鉴今
欢迎“大众史书”问世
于细微处见精神
有争议正说明其有价值
一生受制于人的秦始皇
一个大投机商的投机产品——先是生活在吕不韦的控制之下——下逐客令的历史背景——不久又生活在李斯的阴影之中——韩非无辜被害说明什么问题——是谁制订“焚书之令”——一生受制于人死得不明不白
刘项相争论短长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项打硬仗，刘邦摘桃子——刘邦的流氓无赖嘴脸——对项对话泄露天机
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曹阵德祸延子孙
刘备并未“三顾茅庐”
扶得起的刘阿斗
西晋帝后为何为无耻
小肚鸡肠的杨广
沽名钓誉的李世民
武则天善于用小人
两戴人物李隆基
不如禽兽的朱温
李后主并非失败者
能够化解矛盾的赵匡胤
平民皇帝朱元璋真相
睁眼看世界的崇祯帝
雍正朝文字狱花样翻新
皇帝功罪凭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