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行书平和简静，道丽天成，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酷爱，贞观初年下诏出内府金帛，广为征集王羲之真迹，其后唐代诸帝亦都好王字，于是集字刻石之风盛极一时，著名的有唐成亨三年所刻的《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开元九年所刻的《唐兴福寺碑》，而《金刚经》是继此二刻的又一重要集王字石刻。
　　《金刚经》是佛教的重要经典，此经前后六译，各有异同，大和元年一八二七一，杨又排纂删缀，取名为《新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自撰序，于大和四年奉宣上进，文宗李昂敕令集王羲之书，将此经镌刻上石，至大和六年春始告完成。《金刚经》集王字石刻本，可见于欧阳棐《集古录目》、赵明诚《金石录》、陈思《宝刻丛编》、钱谦益《有学集》及叶昌炽《语石》等著述，但都认为此经为唐玄度集字，惟清初叶奕苞《金石录补》认为是唐玄序所集，玄度只是篆额而已。唐玄度，字彦升，文宗时人，官至翰林待诏朝议郎、楚州司兵参军，著有《九经字样》，其弟唐玄序，生卒年亦不详，唐史中亦无记载，相传他曾任朝请郎前右卫仓曹参军之职，仅是一个小官吏而已。玄度亦善书法，欧阳修《集古录》谓：“玄度以书自名于一时，其笔法柔弱，非复前人之体，而流俗妄称借之尔”黄伯思《东观余论》亦评日：“玄度十体中作飞白书与散隶相近，但增缥缈萦举之势，又全用楷法。”可惜其书迹今已无传，此经为邵建所刻，邵建为刻碑高手，柳公权的《玄秘塔》、裴休的《圭峰定慧禅师碑》都出自其手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