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的当事人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也是毫不隐讳的。陶希圣说,要扫除关于中国“革命的基础”、“革命的对象”等问题“论争上的疑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何干之认为,要知道“未来”,先要知道“现在”,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现在”。也就是说,要把握将来,就必须正确认识过去和现在,只有在过去、现在的发展轨迹中认识将来,只有认清“来龙”,才能看准“去脉”。他强调:“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他强调,认识了中国社会,才配谈改造中国社会。
论战的成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成果。论战中明确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完全崩溃,如果帝国主义的人侵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反帝反封建就失去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翔实的资料、缜密的逻辑,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论证了中国社会性质,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论战高潮过后不久,毛泽东对此曾作出这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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