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有关儒家国家的道德目标方面，经世学派必定存在重大的矛盾心理。这种态度在1826年由魏源和贺长龄编辑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得到反映。该文编者以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努力，搜集一切可资利用的思想以抨击官僚国家存在的种种行政和组织问题——六部的行政管理以及像税收、盐政、漕运、军制和边防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初一看它的内容没有任何背离儒家国家传统方向的现象，因为有关专门的行政管理思想的整个汇编是以肯定儒家的学问和政府的理想为前提的。但由儒家士绅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搜集活动，并提出官僚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组织方面的专业看法，便意味着除承认一般的儒家经典外，有关经世的专业知识也是有用的。
这一立场与儒家士绅的正统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传统思想认为士绅领会了儒家的道德教义便足以使国家和社会稳定。更有意思的是，在该文编的主编魏源的文章中时有在儒家的思想理论中容纳一些法家治国目标的倾向。魏源力图通过对东周讲实力政策的诸侯和法家的秦始皇的赞扬，来模糊英雄和圣人之间的区别，弥合“王道”和“霸道”理想之间的裂缝。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像实绩和赢利这样一些思想得到了肯定的估价，而且法家富强的目标在他的儒家经世观中也找到了正当的地位。“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根据这种观点，魏源认为对一个儒家学者来说，热情地叙述清初帝国的向外扩张以及歌颂康熙帝的武功不是不相称的，也是毫不奇怪的。虽然魏源的这些思想不能作为整个经世学派的代表，但在中国与西方相遇之前，有关集体能力和集体成就的思想已存在于晚清的思想中。
一般来说，19世纪60年代的同治中兴以重新肯定儒家国家的正统的政治目标为特征。这一特征在朝廷里确实存在，清朝对宋代新儒家思想的官方保护必然要使同治中兴符合儒家正统的治国目标。但对一大群在地方上掌权的儒家政治家来说，情况要更为复杂。虽然这一群体的重要人物曾国藩信守宋代新儒家的一些政治观点，但这一群体中的另一些人物的态度则比较暖昧。例如，冯桂芬是19世纪初经世学派的嫡传门生，是当时一位重要的思想代言人。对他来说，富强理想是一种公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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