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家”或“新儒学”，在日本也有时被称为“新儒教”。“儒家”、“儒学”、“儒教”都是古代文献中使用过的概念。这三个概念在中文世界的使用，往往有互相重合之处；而就其分别而言，大体上可以说，“儒家”的用法可强调其与道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分别，“儒学”的用法强调其作为学术体系的意义，而“儒教”的用法往往注重其作为教化体系的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所习惯使用的“儒家”、“儒学”，一般都是指“儒家思想”而言，换言之，“儒学”、“儒家”是指你孔子所开创的思想传统。如冯友兰说过，在历史上，“儒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反映出中国学者注重把儒家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主流趋向。
“新儒家”或“新儒学”的提法，就现在所知的早期用例是冯友兰的著作。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上册“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一章中言：“战国时有孟苟二派之争，亦犹宋明时代新儒家中有程朱陆王二学派之争也。”卜德(Derk Boodde)后来的英译，即将新儒家译为“Neo-Confucianism"乃本于此。不过，近代汉语学术中所谓“新儒家”之用不一定始于冯友兰，如他在其《中国哲学史》下册“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一章中曾说：“宋明道学家即近所谓新儒家之学。”这里的“近所谓”表示，以“新儒家”指称宋明理学应当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前的一个时期。据陈荣捷的看法：“17世纪天主教传教士来华，见宋明儒学与孔孟之学不同，因仿西方哲学历史之进程而称之为新儒学。近数十年我国学人大受西方影响，于是采用新儒学之名，以代理学。”不过，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20--30年代中文学界的“新儒家”的用法是直接来源于西方的。
其实，“新儒家”或“新儒学”的这一用法，在当时并不流行，陈荣捷曾说：“我在抗战前到檀香山去，那时新儒学这名词非但外国人不懂，中国的教授也不懂。”可见，在30年代中期，新儒家的提法，对大多数人仍然相当陌生。虽然，从冯友兰以来，以“新儒家”指称宋代以后的儒家思想的用法渐渐增多，但多数学者仍然习惯用“道学”或“理学”来指宋明时代主流的儒家思想。冯友兰自己在其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是以“道学”为主要的关键词，而把“新儒学”看成“西方”的习惯用法。
这种关于“儒家”、“儒学”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学者的研究态度和认知取向。 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思想体系的儒家学者为数众多，故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儒学首先是哲学思想，是对宇宙、道德、知识的知性探究(intellectual inquiry)，也是对人心、人生、人性的内在体验，又是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寻与实践，当然也是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主张和探索。儒学的这种特点，不仅体现于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王阳明、王船山这些著名思想家，也体现于中国各个历史时代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众多思想家。只要翻阅《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从其中充满着宋明理学有关道体、性体、心体、有无、动静的详尽讨论中，就可了解，中国新儒学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思辨性，宋明理学的思想家对宇宙、人心、体验、实践有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化思考和细致入微的辨析分疏。因此，不可否认，理学即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性探究，又是精神生命的思考体验，当然也是通向终极意义的道德实践。基于这样的理解，在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始终注重在哲学思想意义上的儒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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