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绪论
翻译因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异”而生，又因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同”才得以进行。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下，翻译在中西人文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贡献中国方案，是学界同仁共同关注的问题。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是我国文学和翻译史上杰出且颇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中国现代文人中较早面向西方、用英语阐释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先行者中颇为成功且影响力巨大的一位”，林语堂以其英文“创作”享誉海外，因《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并于1975年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林语堂秉承“中西融通”文化观，坚持“入西述中”策略，倡导在充分消化吸收中西语境中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用易于目标受众理解的方式重塑中国**，兼顾中国文化的特质性及其在异域的传播，读者遍布全球各地，影响极为广泛，在国际上享有“文化使者”的美誉。本书围绕林语堂“入西述中”思想及策略进行相关研究。
*先，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当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和融合，已成为当代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自从中国被迫向现代化的西方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往愈益频繁而又错综复杂，如何在新的世界文化现代性平台上重新打量中国文化传统，同时又更准确地理解我们与之频繁交往的西方他者，就成为中国现代文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成为新时代的需求。然而，西方国家开始出现“逆全球化”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不平衡，实际上与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如何既保持各自文化的*特性，又能共襄盛举，互相尊重和理解，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交流和借鉴，成为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为回应这一挑战，我国提出“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些举措旨在回应逆全球化趋势，通过积极参与和贡献，推动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
当下，我们需要“中国故事，世界表达”，即找到一种全球共鸣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促使中国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有效对接，提升中国文化吸引力，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这不仅是新时代翻译工作的重大责任，也是其使命所在。因此，深入研究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推动中西文化的和谐共生，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译者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译者处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汇点，肩负着传达文化信息、解释文化差异、缓和文化冲突，以及促进文化融合的重任。这一职责不仅体现了译者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也突出了他们在选择翻译内容、确定翻译目标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保持自己*特视角和互动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这些问题，正是当前翻译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其次，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亟待破题，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和研究。
长期以来，把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化翻译介绍到中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大大胜过了把中国文化翻译介绍到国外，致使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形成了一种明显的逆差。由于文化交流的不平衡，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如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和学界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研究工作，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使中国形象在国际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中译外工作尚有诸多不足，影响了中国在国外受众心目中的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1000多部，而其中被翻译到国外的不过10%左右。2014年，“南国书香节”的数据显示，1979～2012年，英语文学被翻译的次数达到126万次，而中国文学被翻译成各国家各语言的是1.4万次。“其实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仍然微乎其微 虽然这些年被陆续推出去，但中国文学大部分没有进入海外大众的视野，而仅仅是一些专家通过研究文学作品来研究中国，仅此而已。”《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美国只有3%的出版物是翻译作品，其余均为英语作品。在这3%中，仅有3%由中文图书翻译而来。在美国和英国，主要的翻译市场只占3%，而且是以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为主，中文作品是凤毛麟角。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美国百分之三（ThreePercent）网站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外文学作品交流的不平衡现象，如表1.1和表1.2所示。
2014年8月，笔者有幸作为高校学者代表参加了中国出版集团在青岛举行的“*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会议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30余人参加，包括汉学家、翻译家、高校学者和出版商等。其中美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德国等国的汉学家和翻译家都谈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不平衡现象，即中国文学作品对外传译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近年来，中国文化外译工程动作密集，投入不少，但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大量“入超”的现象依然未能有效改变。2010～2019年，笔者曾先后四次前往美国、加拿大、德国交流，在明尼苏达大学、西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圣托马斯大学、慕尼黑大学等高校，参加过数十场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电影、文学等问题的学术讲座，聆听了相关课程，也对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哲学家约翰 佩里（John Perry）等进行了访谈。通过交流，笔者依然深感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成就的了解远远不如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成就的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常常令西方读者望而却步。国际翻译界著名学者、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 诺德（Christiane Nord）谈到，她曾在飞机上阅读英文版《红楼梦》（ADream of Red Mansions），结果没看几页就睡着了。旅英作家薛欣然也谈到，哪怕是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的英国文学代理人托笔 伊迪（Toby Eady），也没有完整地读过《红楼梦》，据说“读了一百来页 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复杂的亲戚关系把他绕晕了”。西方的出版社和读者的很多选择来自他们的知识认同，如果他们能有认同感，就会选择你的作品。此外，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会让他们有可能选择中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能否出版，取决于编辑的认知，取决于时代的热点、同感以及距离感。但是不管是哪种，文化的距离感是无法避免的”。中国文化系统、全面、整体、高质量的对外传播工程任重而道远，亟须破题。
*后，从中外文化交流史来看，本书所关注的林语堂，作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典范，其丰富的“入西述中”实践对当下中国文化外译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
林语堂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中英文著译65部，其中汉译英16部，英译汉8部（含自译）。林语堂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等21种语言，几乎囊括了世界上的主要语种，世界各地出版的林语堂著作有700多种，其读者遍布全球各地，影响范围极大，他在国际上享有“文化使者”的美誉。其著译作品，有的被选为美国大学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当作了解中国之必读书目，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一直被视为阐述东方文化的权威著述。就“全球化”而言，在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范围和丰富性一无所知的时候，林语堂的“入西述中”努力使中国的哲学、历史、小说、诗歌和民间文学作品引起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尽管发表或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但仍然让今天的中西方读者感到精神上的共鸣和文化上的渴望。黄忠廉指出：“林译功在千秋，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乐黛云也评价说：“林语堂 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方跨文化流通的实绩。”可以说，林语堂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一位***的文化名人。
然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林语堂“入西述中”活动在受到诸多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质疑和误解。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捆矛盾”“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等特点，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交汇、中西文化碰撞夹缝间的挣扎与痛苦，也体现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以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趋势。在林语堂“入西述中”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作品属于创作与翻译一体化的作品，即对中国文化的译介、译述和编译等。按照传统的以“忠实”和“对等”为核心概念的翻译观，这些作品都被排除在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之外，如何看待这些著译作品的文化影响、文学意义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怎样对这些作品进行历史、客观、合理的评价？林语堂在中国文化译介过程中从文本选择、译介方法到编辑出版和宣传推介等各个环节受到的内外因素影响，所做的种种努力，译介效果抑或是经验教训对我们当下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有哪些启示？孔子有言：“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古人云：“知其底蕴则知其深浅，知其深浅则知其功用。”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需要对林语堂的“入西述中”实践及影响这些实践的内外部因素进行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
中华文化走出去可理解为两层含义：一种是表层意义上的或常识意义上的“走出去”，即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使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另一种是深层意义上的或价值论意义上的“走出去”，即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使世界各国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文化。要做到上述两点，我们需要从中国文学对外推广工作的角度，研究文化输出与文化反省的关系，“探析入西讲中的早期标本”，进一步研究林语堂这位“中国文化译出的典范”，重新审视其著译作品的“入西述中”策略，分析其“入西述中”过程中的得与失。
综上，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当下，对林语堂“入西述中”策略进行后顾式反思总结和前瞻式战略研究，为更新翻译研究中的相关理念，助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即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1林语堂研究综述
1.1.1国内研究综述
施建伟把对林语堂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1979年以前）、中期（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前期主要是左翼作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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