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响起除旧布新的声音。1915年9月胡适发出“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的感慨，1917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于《新青年》，陈独秀将胡适称作“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自己也要“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由于其中包含以革新文学来革新文化政治的动人图景，“文学革命”的宣言很快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呼应，自此，中国文学有了所谓“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对立。相对于前者，后者在书写语言、文学观念上的新变都可界定其核心特质。经由文艺社团的创作实践、文艺理论的译介引进以及出版市场的繁荣，新文学羽翼逐渐丰满。随着它的规模日益扩大，新文学传统也得以奠定，并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间持续吸收新质要素，形成一个颇具辐射力的文学传统，对台湾等地区华文文坛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历史的浪潮里，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学多次离合。新文学诞生之后，处于殖民地氛围的台湾文化界很快就感知到这一新生事物的存在。20世纪20年代的《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等报刊先后多次出现介绍新文学运动的单篇文章，例如创刊于1923年4月的《台湾民报》，当年7月15日该报就发表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向台湾读者介绍《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标志新文学发端的重要文献，把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情况进行了简要勾勒，并列举了鲁迅、王统照.谢冰心等新文学作家。与此同时，黄呈聪、黄朝琴、蔡孝乾张我军等台湾文化人也都积极将“白话文”“文字改革”“文学革命”等概念引入台湾。1929年，台湾留日学生叶荣钟完成了《中国新文学概观》的撰写工作，该书是台湾第一部系统介绍1917－1929年中国新文学的专著。至此，无论是直观认识还是理论描述，台湾文化界对大陆新文学已有较全面的呼应，以白话文为书写工具的台湾新文学也在此时同步生发发展。30年代，台湾的话文论争、乡土文学论争都与大陆的新文学运动有相似的发生机制；但后来随着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深入，日语政策覆盖全台，两岸文化交流缺乏直接、便捷的通道，台湾与大陆的新文学便在各自的发展脉络上曲折前行。至1945年台湾光复，两岸文化界重新来思考文化对接的问题，在文学上也就有了两岸新文学传统合流的契机。光复初期的4年当中，“国语”推行运动在魏建功、何容等人的筹组之下有序进行；鲁迅等新文学作家在台湾得到文化界的积极推介；《新生报》等报刊也在提倡“现实主义的大众文学”……1949年后两岸对峙，国民党有“前车之鉴”，以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为禁忌，在台湾对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严苛的筛查与审核，文学青年并不能在阅读中接触到完整的新文学文库，那么新文学传统是否就此与台湾文坛绝缘？它是否以其他方式在此时此地进行渗透？本书就尝试从考察20世纪50年代台湾文学教育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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