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江苏如皋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首席专家。他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版图横跨钱锺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海外汉学三大领域，以《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另一种声音》等著作奠定学术坐标，主编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成为学界重要研究材料，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奖等荣誉。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以钱锺书学术思想与西方理论的深层对话为核心，通过阐释学、解构主义、形式批评、比较文学、心理学、新历史主义六大维度，系统剖析了钱锺书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汇处构建独特的话语空间。全书以《管锥编》《谈艺录》等经典著作为基础，揭示钱锺书突破学科藩篱、融通古今的学术路径：他既以中国传统诗话的“擘肌分理”为根基，又借镜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现象学式观照，在“阐释的循环”中深入剖析中西诗学的共通文心。

书中特别强调钱锺书对诗史互证、通感、翻译的化境等命题的创造性阐发，展现其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广阔视野，将禅宗妙悟与解构思维、形式批评与心理分析熔铸一炉，形成独特的学术气象。全书不仅追溯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还通过双向互动的学术史视角，揭示其如何以现象学范式重构离散的文化碎片，最终形成超越逻辑体系的互文性阐释场域。

钱锺书对“和而不同”对话原则的实践，不仅为当代人文研究提供了跨文化阐释的典范，更为全球学术界贡献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其学术思想在中西文化的深度对话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围城》

一般而言，人们总喜欢把《围城》称作“学者小说”或“学人小说”。从作品中纷至沓来的比喻、俯拾即是的典故来说，可以说名副其实。但从钱锺书本人来说，却“毫不领情”，因为他对所谓学人之作颇不以为然。早在《谈艺录》中，他就对学人之诗颇有微词，到《管锥编》中更是明确标立“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人多多许矣”、“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等等，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

对于钱锺书来说，分取创作与学术两途，是要在不同的领域尽情施展身手，两者虽有互文相通，却不可等量齐观、合二为一，成为什么学人小说。或许可以说，钱锺书是想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解构一下“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显示身兼学人与文人双重身份的可能性。从《围城》本文来说，处处自觉不自觉地流溢着钱锺书丰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却又似蜜蜂以兼采为味，无花不采，吮英咀华，滋味遍尝，取精用弘，“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明明是舞鹤，却只见舞姿而不见鹤体，“体而悉寓于用，质而纯显为动，堆垛尽化烟云，流易若无定模”，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文成而不觉有题材，全然没有学人之诗的迂腐与无味。因此，与其说《围城》是一部学人小说，不如说它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型文本。

《谈艺录》

《谈艺录》以传统札记形式写成，标立为九十一则正文及二十四则附说，一九八四年的补订本篇幅上又扩充一倍。所论述的内容非常广泛，以诗为主，而兼及其他各种艺术门类；以文学为主，遍及社会科学的其他各个领域；以唐宋明清为主，又上溯先秦，旁及中西古今文化。全书以“诗分唐宋”开篇，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与中西诗学理论研究为两大并进线索。

《谈艺录》具体鉴赏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在中西不同的诗学语境中，阐述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为此，《谈艺录》在继承传统诗话的同时，又引述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各家之说，融合了现代西学的方法与理论，从而将中国传统诗话推向了顶峰。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传统诗话的终结，也为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一个典范。应该指出的是，《谈艺录》初版本只代表了钱锺书的阶段性成就，只有在《管锥编》及《谈艺录》补订本问世之后，《谈艺录》才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并与其他著作一起，汇成了钱锺书著作充满张力的话语空间。

《宋诗选注》

选诗方面钱锺书则独标“六不选”原则。这是他对古典诗文选学的贡献，也代表了钱锺书对宋诗的态度：

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蒙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六不选”原则为《宋诗选注》提供了新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作家作品的选择出现了较大的升降，并以具体鉴赏、阐释为基础为每个诗人重新定位。所选的八十位诗人中，既有王安石、苏轼、陆游等大家，亦有吴涛、乐雷发、利登、洪炎等名不见经传的“新人”，颇有“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之势。

《管锥编》

钱锺书晚年的集大成之作显然是贯通古今中外的奇书《管锥编》。它的完成使得钱锺书的话语空间最终得以确立，并跃上一个全新的境界。如果说此前钱锺书的全部著作还基本停留于谈艺论文，寻觅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那么到《管锥编》中则上升到了文化思想层面的跨文化研究，对人类文化展开了整体批判。《管锥编》评骘了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融经史子集于一炉，几乎囊括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即便如此，已经出版的《管锥编》还只是初辑，“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这样气魄宏大之作，却被钱锺书命名为“管锥编”。“管锥”二字语出《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这种含义也体现在他所认可的英译书名中：“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 “管锥”二字充分显示了他的谦逊，也显示了他对人类知识话语丰富性的尊重。

《管锥编》植根华夏，融化中西，或论史，或衡文，或点化，或评析，钩玄提要，触类旁通，察一于万，又寓万于一，在评注古籍的外衣下，孜孜以求地探究与抉发出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显现出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全书涉及英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西方语文，旁涉文学、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人文学科。它树义警拔超绝，论述横扫六合，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在学术层面与思想层面上都有着无穷的创见，卓然而成一家“钱学”。它没有西方哲学那种逻辑演绎的体系构造，而是突破学科与中西藩篱，将异时异地相统一的观念，非历史性地捉置一处，推源溯流，探本求末，交互映照，从而达到对超时空的绝对观念的契悟神通，进入人类文化反思的更高境界。

和而不同

钱锺书坚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散为万殊，聚则一贯，中西文化虽然思想方法、话语模式不尽相同，但决定事物的“理”则基本一致。此“心”之能“同”，同于此“理”；此“理”之能“同”，同于此“物”；“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水性如一，故治水者之心思亦若合符契。……思辩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所以，钱锺书始终面对的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同时，也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解构。他在对中西文化的解构中探源溯流，洞幽烛隐，破解话语，贯通衔接，抉发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希求别创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生面。文化因子，吸收了中外有益生动的文化精义，融汇中西，打通古今的崭新境界，充分体现了钱锺书卓越的文化史识。它也再一次证明，解构不是简单地对结构的分解，对体系的破坏，并不仅仅意味着击垮系统，而且意味着“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成是凝聚起来的可能性，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这种开放性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其实已经涉及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为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思考文化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尺度。借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一个术语，我们也可以说，钱锺书所关注的正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商讨和杂交性。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商讨不是绝对的对某一方的否弃，而是将对立或矛盾或统一的成分予以会通。它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是势所必然的，这种碰撞无论是敌对性的还是互补性的，都是一种话语实践。它们在表征层面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差异，决不能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中的既定的种族属性和文化属性，因为文化差异的社会表现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持续不断的商讨行为。我们应该放弃普遍化的认同，而寻求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相对认同；不一定要扭曲自我的文化，一味地去求得全球化的虚假的认同，“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和而不同，应该是多元文化时代中我们应有的文化认同策略。

史蕴诗心

    谈到诗与史的关系时，曾明确批评“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的现象。钱锺书关注的是史蕴诗心，是历史叙事中的文学性因素。他指出历史叙事中“不乏弄笔狡狯处，名以文章著者为尤甚。虽在良直，而记言记事，或未免如章实斋《古文十弊》之三所讥‘事欲如其文’而非‘文欲如其事’。……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历史叙述中充满了文学的想象力，“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历史叙事的文学想象力中外皆然，“十六世纪锡德尼《原诗》早言：史家载笔，每假诗人伎俩为之；希罗多德及其祖构者叙述战斗，亦效诗人描摹情思之法，委曲详尽，实则无可考信，所记大君名将辈丁宁谕众之言，亦臆造而不啻若自其口出尔。十九世纪古里埃论普罗塔克所撰名人传记云：‘渠侬只求文字之工，于信实初不措意。为琢句圆整，或且不惜颠倒战事之胜负’”。钱锺书的这些论述，让我们再次想起了海登·怀特的论断：“所有的诗歌中都含有历史的因素，每一个世界历史叙事中也都含有诗歌的因素。我们在叙述历史时依靠比喻的语言来界定我们叙事表达的对象，并把过去事件转变为我们叙事的策略。历史不具备特有的主题；历史总是我们猜测过去也许是某种样子而使用的诗歌构筑的一部分。”我们以往只是把历史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性表述，却忽略了历史叙述中无处不在的想象性的、虚构性的因素，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的文本性”与历史的诗心文心。

绪 论

一、双向互动的学术创作历程

二　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

第一章　阐释的循环：钱锺书与阐释学

一、语言、训诂与阐释

二、作者意图与主体参与

三、通观圆览与共味交攻

四、循环无穷的阐释境界

第二章　解构之维：钱锺书与解构主义

一、拆散破碎与“洋葱头”

二、以言消言的立场

三、解构与建构

四、不同话语的自由穿梭

第三章　文本·形式·细读：钱锺书与形式批评

一、从俄国形式派到新批评

二、陌生化原则

三、语境与含混

四、意图谬见·悖论·细读

第四章　跨文学与跨文化对话：钱锺书与比较文学

一、超迈前贤的卓识

二、比较诗学

三、翻译：跨文化传通

四、比较文化与文化对话

第五章　探究心理的世界：钱锺书与心理学

一、心理学：学士不如文人

二、梦的解析

三、创作的心理流程

四、感觉情绪挪移与文学情境

第六章　文学与历史的辩证：钱锺书与新历史主义

一、历史：想象性的叙事

二、文学与历史的互通

三、史蕴诗心

四、“六经皆史”辨析

附 录

鉴画衡文　道一以贯

“世界的钱锺书”与“钱锺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