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绪论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突出的地理特征之一，也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因此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纵观已有文献，研究主题始终围绕集聚形态、影响机制、区域效应等展开。随着以DO指数（Duranton-Overman index）为代表的集聚识别新方法的出现，集聚强度、集聚范围、集聚异质性特征等逐渐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新方法弥补了行政区划单元的局限性、产业整体分布影响、缺乏显著性检验等不足，使得集聚研究有了新进展。
产业关联是影响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世界主要经济体逐渐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在此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较强的产业关联性，生产性服务业将人力、知识、技术等中间投入品输送至制造业，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集聚水平。因此，从产业组织形态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逐渐呈现关联、互动和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会影响制造业的集聚，这种关联在不同产业间、不同区域间存在怎样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关联和差异性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亟待通过实证研究给予科学回答。
**节研究背景
全球化推动制造业的生产和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转移，世界经济格局逐渐被重塑。这主要受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价值链重构、贸易保护主义和疫情冲击、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制造业升级和贸易投资等因素影响。例如，过去十多年间，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势头放缓，主要工业和贸易大国的参与度下降，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甚至呈现收缩或“变短”的态势。这种变化使得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地理空间布局发生改变，中国作为世界**工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出于对区域竞争力、交易成本、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考虑，制造业往往集聚在少数地理空间，“全球-地方”的互动关系被建立起来。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集聚区，但制造业集聚水平和竞争力均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协同发展战略下，基于产业“集聚-扩散”视角如何促进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亟待给予科学回答。在此背景下，分析京津冀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程度和作用机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地区产业特征讨论内在的发展规律，有助于为推动京津冀地区两大产业升级、缩小产业发展梯度差、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1.制造业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转移，但仍集聚在少数地理空间
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正在发生全球性转移。一般而言，工业化国家将经济效益低的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报告，1953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占全球制造业总产量的比重从95%下降至77%，但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则达到23%，翻了近两番，但是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成为制造业的转入方，其中以中国*为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大量外资，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商品贸易迅速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经济受挫，产业转移大量减少，中国对外投资逐渐增多。2013年中国政府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得到诸多国家支持，中国企业正式走出去。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次超过吸引外资规模，成为对外净投资国。
综上，2004～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8.6%上升至28.2%，而美国、日本等工业化国家所占比重持续降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对制造业全球贸易转移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图1-1）。
图1-1世界主要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制造业既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转移，又嵌入具体的地方空间。然而，地方空间并非随机选择，制造业会在*有利于其发展的少数区域集聚。“全球-地方”互动视角有利于理解制造业集聚-扩散和区域转型发展。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地方空间的含义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在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是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城市。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和北京经济开发区是高新技术产业重点考虑的地方空间。根据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定义和现实基础，研究跨省区或城市群内部的制造业集聚对于国家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区，但集聚水平和竞争力有待提升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区，特别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2023年京津冀地区GDP超过10万亿元，拥有2.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个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但是，由于京津冀三省市发展水平差异悬殊、产业同构化等问题，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和竞争力均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2021年和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两次公布的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中，京津冀地区只有7个，珠三角地区有8个，长三角地区多达26个（表1-1）。从科技研发到转化落地的创新闭环尚未完全打通，没有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以本地企业为核心的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3.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推动产业关联与协同发展的前沿阵地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提出，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质内容和关键支撑。因此，京津冀三省市之间的产业升级、协同发展成为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突破口之一。近年来，京津冀地区以疏解北京非*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2014～2019年关停或退出近5000家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效果显著。同时，京津冀三省市的产业活动、企业合作、跨地区投资等联系更加密切。根据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2018年），京津冀地区产业活动跨省市的企业达到1.6万家，其中1.2万家京籍企业在津冀两省市开展产业活动，北京“溢出”效果显著。
相比***城市群和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国内发达城市群，京津冀地区受限于行政区划和地方竞争等因素，区域一体化水平和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远低于其他城市群，出现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工业产值、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地位下降的现象，且城市群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图1-2）。
图1-2三大城市群和京津冀地区内部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差异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
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促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需要从产业关联的视角出发，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规律，及时调整相关政策，通过强化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度，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共同打造支撑***城市群建设的***产业集群。
第二节基本概念
围绕制造业集聚和产业关联，主要存在以下概念需要进一步界定和说明。
1.产业集聚、产业集中和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描述了同一产业内大量中小企业集中在少数区域的经济现象，也有学者称为产业本地化（industrial localization）。该概念不同于地理邻近，其研究对象是同一产业内的大量企业，并强调企业间广泛且深度的联系，地理邻近则单纯描述企业空间位置的接近。产业集聚中文一词*早是梁琦（2004）在其博士论文《产业集聚论》中提出的，源于克鲁格曼的空间集聚（spatial agglomeration）和波特的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及各国实践。
产业集聚相关研究*早可追溯到1890年马歇尔对产业区的论述，“集中于某些特定区域的产业被称为地方化产业（localized industry），该现象普遍存在 产业为自己选择特定区域后，由于多种优势将在该地域长时间存在。”马歇尔认为产业区形成原因除了自然资源（称为“**性优势”）外，还包括外部性经济，表现为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丰富的中间商品与服务、知识技术溢出三个方面（Marshall，1920）。
目前，产业集聚研究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
一个是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的传统集聚学派，认为集聚区是企业经营的场所，研究尺度多为国家或大区域，研究方法多以模型建构、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为主，其解释机制包括企业共栖、集聚经济、逐底竞争等。传统集聚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命题，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兴起后，再次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另一个是以促进技术创新为目的的新集聚学派，认为集聚区是企业创新的场所，研究尺度多为微观区域，研究方法多以某一产业区的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解释机制包括集聚经济、非贸易的相互依赖、技术外部性、创新环境等。新集聚理论自波特在1990年提出集群概念后，因强调国家和区域的产业竞争优势，迅速成为研究热点。
目前，两个学派在理论出发点、研究尺度、研究方法、解释视角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了两个研究方向（图1-3）。
图1-3两种集聚理论的区别
资料来源：王缉慈，2019
产业集中（industrial concentration）是指一个产业的就业、产值或企业集中在少数区域的现象。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由于内部规模经济导致的就业或产值集中在少数企业而造成的空间集中，反映了市场垄断程度的高低；另一种情形是由于外部规模经济导致的大量中小企业集聚在少数区域造成的空间集中。这两种情形下的产业集中并不都是正相关关系，比如可能存在少数寡头企业导致行业集中度很高，但地理集中度较低，地理学者一般将第二种情形称为产业地理集中（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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