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心理学》不是一本围绕单一主题展开论述的作品，而是由卡伦·霍妮的多篇论文和演讲整理而成的文集。在本书中，作者卡伦·霍妮通过自己的精神分析经验、观察及跨学科研究，探讨了女性心理发展的独特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卡伦·霍妮作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批判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并提出了更具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女性心理分析框架。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带有性别偏见的；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女性的心理；女性有其自我实现的需求。
结婚是为了幸福，但是为什么说维持婚姻的恰恰是痛苦本身？
凯泽林在他的《婚姻之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且显而易见的问题。他问道，尽管各个年龄段的人的婚姻都不幸福，但到底是什么促使人们结婚？幸运的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讨论既没有被迫在女性对丈夫和孩子的“天然”渴望上落脚，也没有像凯泽林那样，给出形而上学的解释。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断言，驱使我们步入婚姻的显然正是这样一种期望，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从童年俄狄浦斯情境中产生的旧愿望——成为父亲的妻子，把他作为自己的专属财产，并为他生下孩子的愿望——的实现。尽管我们承认在任何特定时期，社会结构都会影响这些永恒愿望的形式，但是当我们听到有人预言婚姻制度将很快结束时，我们也会非常怀疑。
因此，婚姻的初始状态充满了危险的、沉重的、无意识的愿望。这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愿望的再现是无法避免的。无论是我们对婚姻问题的洞察，还是我们获取的关于他人婚姻问题的间接经验，都不能真正起多大作用。现在，关于为什么这种无意识愿望的再现是危险的，我们有两个解释。从本我的角度来看，主体感到失望，不仅因为实际上成为父亲或母亲，一点儿也没有让无意识愿望在我们脑海中留下的画面成真，而且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因为丈夫或妻子永远只是一个替代品。失望的痛苦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固着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客体及获得的满足与无意识性欲之间的差异程度。
超我再次受到乱伦禁令的威胁，这一次是与婚姻伴侣有关的。无意识的愿望实现得越彻底，这种威胁就越大。当然，在婚姻生活中，性倾向于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性紧张由于欲望的满足而减少，特别是因为欲望总是可以在主体与特定的客体的联系中得到满足。但是，这种典型现象的深层动机，其过程的迅速，特别是其发展的程度，都可以在俄狄浦斯式发展模式的重复中得到追溯。除了偶然因素外，早期俄狄浦斯情境影响的表现方式和程度，取决于乱伦禁令在多大程度上仍然被个体感知为一种真实的力量。更深刻的影响，虽然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得如此不同，但我们可以总结为：它们会导致某些限制或条件；在这些限制或条件下，尽管有乱伦禁令的存在，但是主体仍然能够容忍婚姻关系。
正如我们所知，这种限制可能会在选择的丈夫或妻子的类型中体现出来。可能被选为妻子的女人绝对不能让人想起她的母亲。在种族、社会出身、智力水平或外貌方面，她必须与母亲有所不同。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由谨慎促成的婚姻或通过第三方介入而缔结的婚姻往往比有真爱的婚姻结果更好。虽然婚姻状况与俄狄浦斯情结产生的愿望的相似性导致了主体早期态度和发展模式的重复，但是如果主体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无意识愿望与未来的丈夫或妻子联系起来，这种重复就会减少。此外，当我们提到保护婚姻免受更暴力的灾难形式荼毒的无意识倾向时，我们可以觉察到，在安排婚姻的中介机构中有某种心理智慧，比如东方犹太人的心理智慧。
我们可以在婚姻中看到这些限制是如何由我们头脑中的所有心理装置创造出来的。本我中有各种各样的生殖禁忌，从对伴侣的性保留——排除前戏或性交，到完全的阳痿或性冷淡。此外，我们在自我中看到了为自己辩护的各种尝试。其中一种尝试可以看作对婚姻的否认，常常表现为女性仅仅承认已经结婚的事实，内心却不这样认为，内心不断因结婚感到惊讶，倾向于签自己的少女名字，以少女的方式行事等。
但是，由于内心需要向良心证明婚姻是正当的，自我常常对婚姻持有相反的态度，夸大婚姻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强调对丈夫或妻子的爱。人们可以生造出“为爱辩护”这一说法，并在法庭对因爱而犯罪的人所作的宽大处理中看到类似的情形。弗洛伊德指出，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什么比我们以为的自己对另一个人的喜爱或厌恶程度更不可靠的了。在婚姻中尤其如此，人们常常高估了所感受到的爱的程度。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在短暂的关系中，人们容易产生这种错觉，这并不奇怪。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在婚姻中，关系的持久性和更频繁的性欲满足，都会消除对性的高估以及与之相关的幻想。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很自然地试图解释自己在婚姻中对精神生活的巨大需求，认为这种需求是由强烈的情感引起的，因此即使在这种情感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之后，他们也会固守这种情感。然而，必须承认，这种解释是相当肤浅的，很可能源于我们所熟悉的自我中的整合需要，我们完全可以将对事实的伪造——为了在如此重要的关系中表现专一态度——归因于这种整合需要。
俄狄浦斯情结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解释。我们看到，伴随个体进入婚姻的戒律和爱、忠于伴侣的誓言，被无意识看作第四条戒律的更新。因此，在个体的无意识中，不爱婚姻中的伴侣，就像没有遵循父母的戒律一样，是一种极大的罪过；无法抑制仇恨和夸大爱，以前的经验也被强制地在每一个细节上精确地重复。除非我们假定爱本身是为超我禁止的关系提供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现象。保持爱或对爱的幻想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人们如此执着于追求爱的原因。
最后，我们发现，痛苦（就像神经症带给个体的体验一样）是婚姻可以在非常严格的乱伦禁令下坚持下来的条件之一。痛苦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以至于人们无法指望在一篇简短的文章中对它们进行公正的描述。我只在这里简单叙述。例如，在一些人的家庭生活或职业中，有一些限制条件是由无意识设计的，因此个体超负荷工作或不得不“为了家庭”过度牺牲自己——这在个体看来是一种负担。又或者，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结婚后，无论是在职业方面，还是在性格或智力方面，人们都牺牲了很多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无数的例子中总结出：其中一方成为另一方要求的奴隶，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可能是因为一方有意识地享受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人们常常惊奇地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婚姻非但没有破裂，反而往往如此稳固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正是痛苦保证了这种结合的持久性。
第一章 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 001
第二章 逃离女性身份：男性和女性眼中的女性男性气质情结 023
第三章 被抑制的女性气质：精神分析对性冷淡问题的贡献 045
第四章 一夫一妻制理想 063
第五章 经前期紧张 083
第六章 两性之间的不信任 095
第七章 婚姻问题 111
第八章 对女性的恐惧：关于恐惧异性的性别差异的观察 129
第九章 对阴道的否认：女性的生殖器焦虑 149
第十章 功能性女性障碍的心理因素 169
第十一章 母性冲突 187
第十二章 对爱情的高估：关于普遍存在的现代女性类型的研究 197
第十三章 女性的受虐倾向 235
第十四章 女性青少年的人格变化 261
第十五章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 277
在阅读霍妮博士的这些早期论文时，我们看到了一位富有智慧和经验的女性，她正在寻找减轻人类痛苦的更好方法。霍妮博士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的结束语是：“阿尔伯特·施魏策尔在‘肯定世界与生活’和‘否定世界与生活’的意义上使用了‘乐观’和‘悲观’这两个术语。在这种深刻的意义上，弗洛伊德的哲学是悲观的。我们的哲学，虽然认识到神经症中的悲剧因素，却是乐观的。”这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她的精神、方法和努力——不仅体现在这本书的论文中，而且体现在她一生的工作中。
哈罗德·科尔曼
哈罗德·科尔曼，1931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1938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美国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委员会的认证专家，美国精神分析学院的创始会员和当选主席。科尔曼博士是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创始成员、所长，也是《美国精神分析杂志》的主编。此外，他还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终身会员，撰写了许多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并编辑了《精神分析进展》《精神分析新视角：卡伦·霍妮整体方法的贡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