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出于无能
沈昌文
到这篇文章刊出之时，也许可以在熟人之间吹一句牛：我已经整整干了五十年出版。五十年，不是小数了，满够吹吹的。五十年里，有三分之一年头在编《读书》杂志，似乎更可以一吹。因为据说这杂志名满天下，至少是一度名满年轻的知识界。
其实，说五十年，已属夸大。连头搭尾，无非在出版界正正式式干了四十五年。以后五年，已经让你“颐养天年”了，只不过是自己还赖在这行业里插科打诨混日子而已。至于《读书》杂志，尽管在这里担任过什么什么名义，可是第一没赶上创办这杂志时一年光景的最辉煌岁月，第二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只不过在这里干个兼差，到了最后的几年，有可能一心一意、像模像样地来干一番了，可是裁判员time - out的哨音响起来了。
朋友们约我回忆《读书》杂志，当然可以让我满足自己的发表欲，但更重要的，是觉得应当趁这机会把编杂志的真实情况说说。我在这杂志年头不少，不过所干的活，充其量是一个“管家”。我们（我和几位长期坚持的同事）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杂年代里，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这也许可以说是“发扬光大”吧），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为了写这回忆，把这意思同老同事吴彬、赵丽雅她们商量，大家都赞赏这看法。因一己之无能，才能联络到那么多的能人，把这么一个其内容远远超过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有声有色地办了恁多年——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共识。
下面是一些回忆片段，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写的。
一、思想评论杂志
《读书》杂志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实际筹划工作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一九七八年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八十年代人们艳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年十二月召开。想象得出，这次会议过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的活跃盛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杂志，我无法言其详，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下，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想重新办起个他们创办过的理想的杂志。我以后在《陈原出版文集》中读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性杂志，由史枚主编，一九四七年春史枚调香港，由我接办。编委会有周建人、杜国庠（守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五人，我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一直出到一九四八年冬，因政治环境恶化而停刊。回头一望，这个杂志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了我们预想不到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刊物《民主》《消息》《文萃》相继被迫停刊，这个小刊物对国统区广大读者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第464页）
很明显，后来确定的《读书》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所来有自。我当时并不很知道这个宗旨的分量，无非是执行而已。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这一下，我才怵然有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回头看看创刊当时的组织安排，应当也是大手笔所为。《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时不是独立机构，仅有名义而已）。的确，这一来，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有很大一批集合在一起了。
我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坚定的别的什么主义者。等到我不时因为自己没把“思想评论”搞好而到有关机关去做检讨时，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个念头：干吗还要搞什么“思想评论”呢？咱们不如专门去做些书刊评介得了。在老前辈们的主持下，总算没让我退缩。现在来看，前人们为我们创办、设计、坚持了这么一个“思想评论”杂志，它的意义和价值，实在不下于我们后来盖造的那座大楼。我敢说，三联书店后来在我主持下，费尽牛劲盖个把大楼也许还算勉强做到了，可是就我个人说，怎么也不会有这魄力和能耐去办出一个“思想评论杂志”来。
二、“CC俱乐部”（一）
《读书》的老前辈，列出名单有一大批，细说太繁。这里只先说两位“帅上之帅”——陈翰伯和陈原。
《文化大革命”中，两位都是出版界“黑帮”头头，屡被戴高帽子游斗。特别是在反“复辟回潮”时，被认为是出版业“复辟”主将，“革命小将”们于是将这“二陈”命名为“CC俱乐部”。应当说“小将”们看得很准，因为其后，虽然形势不变，但凡论及改革开放早期出版界种种兴革，都离不开这“二陈”大名，尤其是提到《读书》和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至少就我在《读书》的经历而言，将此C与彼C合称，信其不诬也。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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