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完整学历
一辈子干文化工作，常同文人学士打交道。当编辑有个习惯，遇见初识的文人学士，总要打听对方是在哪里出身的。因为一知道他毕业于某校某系，凭自己的经验，大概可以揣想出他的师承和学派，然后就有话好说了（同时也知道有什么话不能说了）。要是自己熟识这个大学的学术领袖，还给他出过书，效过力，接下去更大有吹嘘的了。
但是，这办法没法用在我自己身上。我除了小学，从来没在某个学校毕过业。说自己自幼失学，也对。可是，同龄人中，大概也没我上过的学校多。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为了向党“忠诚老实”，原原本本交代一遍自己上过的学校，当时记得已有十四五处之多。要是把小学、中学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学校算上，大概有二十处吧！
前面说过，我完完整整地上过的学校只是小学。除此之外，只不过是为了谋生需要，想学一些技能，在上海滩的形形色色补习学校（上海人叫它们“野鸡学堂”）里瞎混，如是而已。不过就小学说，我上的却是上海鼎鼎大名的。当年叫上海工部局北区小学，现在更名为上海市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为什么我这个几乎衣不蔽体的孩子要上这样的学校呢？这得从头说起。
我六周岁时起初上的是上海普通的弄堂小学，那里全讲宁波话。我祖母是上海本地人，对这十分不满。在那里上学不到一年，就要我转学。她选择了附近最好的小学，在火车站附近的克能海路（现名康乐路）。凭我们的身份和家产，当然进不去。怎么办？幸好，我的一个亲戚在上海工部局做“大写”，即文员。于是我就冒充他的儿子，算是英国人驻沪行政机构“工部局”的职工子弟，优先免费入学。为了办这手续，我更名改姓。原名沈锦文，现在改名为王昌文，因为这亲戚姓王，他的孩子排行都是“昌X”。从一九三七年起，我为了进这小学，从此姓“王”。不仅此也，我还得同里弄里的一切小朋友绝交，因为他们同我一样住在“棚户”，属“野蛮小鬼”之列，开口闭口要说“触……”。我记得，我平时从来没穿过西式衬衣。为进这学校，母亲连夜用手工给我缝了一件西式衬衣，免得露出土气。
小学六年，平稳度过。在英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机构办的学校读书，现在应当大力控诉其罪行。但我做不到。原因很简单，这学校名义上是工部局办的，可是主管人员却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大多是陈先生在南京办的一所师范学校来的）。这些老师特别的宽厚仁慈，谆谆教学。过不多久，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让我退学，反而同我商议恢复原姓——沈。从此，大概从一九四三年初起，我就叫“沈昌文”了（恢复原姓，名字就不恢复了）。
一九四二年底，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学校里不教英语了，改学日语。很意外的是，来的一位日本女老师，教学态度特别仁慈。当时日本士兵在上海十分凶狠，老百姓都非常痛恨。可是这位日本女士却同我们小学生打成一片，十分融洽。这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也因这缘故，我的日语学得十分努力，老师很称赞。 一九四三年中，小学要毕业了。小学校长章印丹先生很挂记我这个穷孩子。他专门把我找去，告诉我，要是我考得进也是工部局办的指定的中学，他可以为我张罗一笔奖学金。原来，当时上海教育主管部门一位元老沈恩孚老先生八十寿辰，收了一笔寿仪，准备将之作为奖学金。我经章先生介绍，专门去见了沈恩孚先生的公子沈有乾先生。他通过审核，给我一笔资助，让我进了也是上海工部局办的著名的育才中学。可惜的是，这笔资助只够一年的学费。在育才中学上到初二，只上了一二个月，家里再也筹不出钱。于是，我只得悄悄地离开学校。所以要“悄悄地”，因为已经在那里白上了几个月学，怕学校追究。
这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店员工人，上海街头的所谓“小赤佬”，再也同学生生涯无缘了。当然，有时也冒充学生，同过去小学的同学闲混，但是自己知道，我只是个冒牌货而已。
六年小学生涯，十分短暂，但是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我从这里知道，只要自己肯向上，总会有人相助。以后尽管没上正规学校，可是说来不信，我的古文和英语，大多是一大清早在上海法国公园（现在叫复兴公园）免费学的。那里一位赵老师教《古文观止》，一位丁文彪老师教英语《泰西五十轶事》，都是公开的免费讲学。这大概是我所受的早期文科教育。每天在那里上完课，早上七八点，再赶紧去打工谋生。通过小学的经验，我深知，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是会支持年轻人学习向上的。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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