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内全面剖析荷马社会的经典佳作。作者以荷马史诗等原始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资料，博采前人研究之长，深入探究荷马社会。书中指出，荷马史诗主要反映公元前 10 世纪至前 8 世纪希腊世界的状况，此时私有制确立，土地私有，社会分化为不同阶级，家庭成为社会根基。政治机构初设，城邦制度悄然萌芽。从政治权力的运作，如巴赛列斯的地位、长老会与人民大会的作用，到战争军事组织、家庭婚姻形态、宗教信仰等层面，作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凸显古典希腊城邦对荷马时代的传承，并提出了关于希腊城邦起源等理论问题的独到见解，勾勒出了荷马社会新旧交织的复杂图景。

“这本新著最突出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一种关于荷马社会的新的理论模式，尤其是强调荷马社会中已经出现城邦萌芽。……‘城邦萌芽’模式作为一种新的解读荷马社会的理论模式，将会推动国内古典学界关于荷马史诗、‘黑暗时代’、城邦形成等希腊史领域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晓旭《评<荷马社会研究>》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荷马时代毕竟是城邦的萌芽时期。当时的城邦还相当原始，公民的城邦意识，还无法与古典时代相提并论。城邦的权威仍然有限，对于那些强大的家族，缺少足够的制约。阿家门农作为全军的统帅，居然能够不顾本方的利益，拒绝交出引起瘟疫的女俘。在被迫交出自己的女俘后，又强抢最重要的将领阿克琉斯的战利品，造成后者的罢战，致使希腊方面全线溃败。无论是阿家门农的傲慢，还是阿克琉斯的罢战，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如在古典时代，是肯定要被送上法庭甚至会被处死的。格劳科斯和狄奥麦德斯在战场上相遇后，竟然互通姓名，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朋友，“让我们在战争的喧嚣中不要彼此动枪，我有许多特洛伊人和他们的盟军可杀，只要天神允许，我又能追上他们；你也有阿凯亚人可杀，只要你可能。让我们互相交换兵器，使人知道我们宣称我们从祖辈起就是宾客”。 宾客关系被置于城邦利益之上。奥德修斯率军远征特洛伊，最后只身而归。回国后又采用阴谋手段，诛杀求婚人。所有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动，居然还有人给他们辩护，诗人也没有谴责他们的意思，反而肯定和歌颂他们。而在希波战争中，城邦的利益无疑是摆在第一位的。雅典人为了团结抗敌，主动放弃了对海军领导权的争夺，温泉关战役后又举国大搬家。名将西门虽然和地米斯托克利有矛盾，但他捐弃前嫌，“第一个以行动来响应，欣然率领同伴穿过克拉麦伊科斯来到卫城，双手把马缰献给当地的女神，表示当前城邦需要的已不是骑士的英勇而是海上的战士。他献过缰绳以后，取下挂在神庙里的一个盾牌，向女神做了祈祷，然后下海出发”，走上了战船。 阿里斯提德和地米斯托克利素有嫌隙，但在撒拉米斯海战中，他们精诚合作，为海战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相反，一个名叫吕奇达斯的议事会议员因为提议雅典单独与波斯媾和，违背了公民集体的意志，被其他人打死，其家人也被雅典妇女私刑处死。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作为统帅的伯里克利，由于担心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因为和他的友谊关系，不破坏他本人的庄稼，主动在公民大会提议，如果斯巴达人没有破坏他的庄稼，他宁愿把土地上的收成捐献给国家，供全体公民消费 。那个为雅典立下大功的地米斯托克利，竟然在撒拉米斯海战的次年没有当选为将军，其原因大概是当时波斯海军已被击败，现在雅典需要的是陆军将领，所以阿里斯提德当选，成为雅典指挥普拉提亚战役的统帅。 后来，因为城邦利益的需要，地米斯托克利的反斯巴达政策被抛弃，他本人被流放，后又遭缺席审判，被迫逃亡波斯。 在这里，城邦的利益同样是被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如果我们把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和格劳科斯的话进行一番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将非常显著。当然，这是一个萌芽中的城邦和一个最典型、成熟的城邦之间的比较，两者之间相距约300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长。如果我们承认今天的美国和建国时的美国之间的联系，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承认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和荷马的城邦之间的继承性。 ——摘自第四章“城邦制度的萌芽” 第三小节

第一章 荷马和他的史诗  

第二章 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问题  

第三章 荷马社会的性质  

第四章 城邦制度的萌芽  

第五章 荷马史诗中关于政治领袖的术语  

第六章 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早期王权  

第七章 巴赛列斯的经济地位  

第八章 巴赛列斯权力的社会基础  

第九章 长老会、人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  

第十章 战争与军事组织  

第十一章 家庭、婚姻与妇女  

第十二章 宗教与信仰  

第十三章 荷马社会的道德  

第十四章 结语  

附录1 古代希腊作家笔下的荷马  

附录2 早期希腊史研究的新趋势――评奥斯邦新著《希腊文明的形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