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追问：争论中的当代法国哲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未及充分展开的观点是：“我”在大他者的命令式的召唤中做出的承认是表演性的，因为正是承认这一姿势构成（或者设定）了大他者——只有当信仰者认为自己听到并服从了上帝的召唤时，上帝才存在。也就是说，主体在大他者也就是上帝的召唤中不仅确认了自己，也确认了大他者。受此启发，巴特勒认为，既然作为大他者的象征秩序本身也是凭借主体的表演性承认而建构的，那么通过表演性的改写或替换自然也可以对大他者的功能进行颠覆性的破坏。据此巴特勒批评拉康过于坚持象征的稳固性不够辩证，在她看来，虽然象征秩序是主体的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前提，但它也是主体建构的产物：只有当主体在这种象征秩序中认可了自己，并通过一再重复的表演姿势于其位置就位时，象征秩序本身也才能存在并被再生产。因此巴特勒认为，对象征秩序进行戏仿性的表演性表述，就为改变象征秩序创造了可能性。巴特勒把拉康先验的（a priori）象征秩序误解为超越的（tran-scendental）象征秩序，并予以拒绝，因为她认为拉康错误地事先固定了我们的生存坐标，没有为回溯性地替换这些预设的条件留下任何余地。拉康是否像巴特勒所说的那样，认为面对象征秩序这个强大的大他者，我们要么臣服，要么疯癫（因而被排除出社会），此外别无选择？或者还有反抗既有社会象征秩序的第三条道路？巴特勒质问拉康：“当我们说主体所欲求的还不是其绵延的社会生存时，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想取消这种社会生存就必须不惜一死，为了使社会权力对延续生命的条件所实施的控制可以发生改变，能够让生存去冒险吗？能够去追求死亡吗？主体被迫重复那些造就了他的社会规范，但这种重复带来了一个危险领域，因为如果主体不能‘以正确的方式’恢复这种规范，他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制裁，就会感到基本的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可是，如果在当前的组织中没有那种危及主体生命的重复，我们又如何开始去想象那种组织的偶然性，并实际改写生命条件的轮廓？”①但是，她所主张的不就是拉康阅读《安提戈涅》时所主张的观点吗？安提戈涅的确危及了她的整个社会生存，因为她公然反抗由统治者克瑞翁体现的城邦的社会一象征权力，因此落入象征死亡，被驱逐出社会一象征空间。安提戈涅以她决绝的行动表明她在自己真实的欲望上决不妥协，从而颠覆了既定的象征秩序，或者至少为此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在安提戈涅与象征秩序之间的对抗中，她既没有屈服，也没有疯癫，而是以一个决绝的行动将自己的欲望贯彻到底。正如齐泽克所说，拉康从不认为象征秩序是不可改变的：“不冒险‘悬置大他者’，悬置保证了主体之身份的社会一象征网络，就不会有真正的伦理行为：只有当主体冒险做出一个不能‘为大他者所覆盖’的行为时，才会有真正的伦理行为发生。”①我们不能将拉康所说的那种绝不在自己的欲望问题上妥协的伦理行动等同为巴特勒的“言语行为”，因为后者的表演力量仍需依赖尚未确立的象征法则和规范。完全不像巴特勒理解的那样，关于反抗，拉康与福柯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福柯坚持反抗的内在性与局限性，而拉康则为彻底重建整个象征领域提供了可能，途径是借助决绝的欲望行动（act），这是一条通过“象征死亡”的通道。总之，正是拉康向我们解释了有效反抗与无效反抗之间的差异。
相比阿尔都塞和福柯，巴特勒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她敏锐地看到了主体／臣服的内在因素，也就是主体本身对权力或臣服的依恋。这一点阿尔都塞其实已经有所察觉，但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到其重要性而未及展开。比如他指出，当上帝在云间呼唤摩西时，摩西立刻回答：“是我！我是你的仆人摩西。你吩咐吧，我听着呢！”因此，巴特勒认为象征认同（臣服）的基础正是主体对权力机制热烈的原初依恋。虽然巴特勒将原初的热烈依恋解释为主体的先决条件，但她并不因此否认主体能辩证地重新接合其存在的诸先决条件，能够改写和替换它们：主体的身份将总是且永远植根于他所受到的伤害，只要它还是一种身份；但这确实意味着可能的再接合会改写和扰乱对臣服的热烈依恋，没有这种依恋，主体的形成和再形成都不可能成功。
然而齐泽克对巴特勒的方案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质问：如果我们在被迫选择中承担下来的象征身份不是依赖于“热烈依恋”，而是正好相反，依赖于对“热烈依恋”的否认，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以俄狄浦斯情结为例，只有当主体拒绝承认自己对父亲（不仅是对母亲）的热烈依恋时，他才能由此出发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再比如，基督教世界就是由共有的信仰委托团结起来的，人们不是直接把上帝作为力比多的贯注对象，而是把他们的信仰委托给某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人（圣徒、教士，或许只有耶稣一个人），这些人才是信仰的真正依赖。如果有人胆敢宣称自己直接与上帝合二为一，那么他不仅不会被视为虔诚的基督徒，反而会被视为基督教的敌人。所以齐泽克说：“把一个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并非大家对同一个对象共有一种直接的认同方式，而是恰好相反，大家共有一种不认同方式，共享一种委托方式，将社会成员的爱或恨委托给另一个代理人，以便人们通过这个代理人去爱或恨。”①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会认同”这个基本概念：因为只有当主体否认他对大他者的热烈依恋时，只有当主体与之保持一定距离时，“象征认同”才可能存在。如果主体的建构取决于对大他者的热烈依恋之否认，那么，对特定权力机制或象征秩序的有效反抗也许不是重新接合它，而是公开承认主体对与之对立的象征秩序的热烈依恋。比如，为了反对白人种族主义，黑人的有效反抗可能不是严谨地论证白人种族主义的逻辑错误，或者以大量论据证明黑人并不是劣等种族，而是挑衅地说：“对，我就是黑鬼！”故此，与巴特勒提供的方案针锋相对，齐泽克认为公开承认或上演原初的“热烈依恋”比辩证地重新接合或替换这个情景更具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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