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侦探小说史、类型文学与大众文化等。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和《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编有《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

本书共收录13篇中国当代悬疑推理小说家、话剧导演、电影编导、游戏设计师等不同领域创作者的访谈文章，兼顾本格解谜、法医刑侦、硬汉侦探、历史悬疑、幽默推理、密室犯罪与谍战想象等多种风格类型，试图借此呈现出中国当代悬疑推理文化发展的复杂和多元面貌。

战玉冰：我觉得《长安十二时辰》在你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特别的意义，甚至我们可以把这部小说看成一个分水岭。在这部小说之后，你的小说创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具体来说，《长安十二时辰》不仅延续了你以往小说中的中国历史题材加强类型设定，同时这部小说中严密的故事结构，以及小说里非常丰富、翔实的历史细节知识，也构成了你后来创作的主要特点之一。能谈谈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吗？

马伯庸：我2015年辞职开始全职写作，2016年动笔写《长安十二时辰》，2017年出版了这本书。可以说《长安十二时辰》是我第一本全职写作的长篇小说。当然选择写这个题材，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和唐代长安本身的开放属性有关，作为当时最强大的王朝首都，长安城里云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人，除了中原人，还有日本人、高丽人、粟特人、昆仑奴，甚至还有罗马人、波斯人和非洲人，这就像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东京、纽约、伦敦等。这样的城市面貌和时代风气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想象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城市里，发生任何故事似乎都是有可能的。

战玉冰：这就为你的小说虚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马伯庸：是的。这部小说更具体的起因来自一个知乎网友的提问：“如果你来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我当时就想到了长安。后来为了加强故事的紧张感，我又借鉴了美剧《24小时》，把整个故事集中在一天之中发生。

战玉冰：今天我们写历史悬疑故事，似乎特别喜欢以唐朝为背景。除了你的《长安十二时辰》，还有魏风华的《唐朝诡事录》和陈渐的《西游八十一案》，等等，而这股“唐代悬疑风”的缘起可能还要追溯至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那里，此外还有大量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但在大多数当代人关于唐朝的想象中，似乎那都是一个高度繁荣的时代，但历史上真实的唐朝也并非完全如此。换句话说，唐朝不是只有盛唐，此后还有漫长的中唐和晚唐时期。

马伯庸：大众对于唐朝的历史有着某种“选择性遗忘”。所谓“大唐盛世”只是唐朝前三分之一的历史，唐朝后三分之二的历史都是藩镇割据的状态。而我们的故事一般只讲到安史之乱。杨贵妃一死，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大唐好像也就结束了。

战玉冰：还有就是这些关于唐朝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经常会写到西域，但其对于西域的想象方式又经常陷入某种刻板印象，比如西域经常和奇花异草、神奇毒药，或者致幻剂相关联。

马伯庸：你所说的这些关于西域的想象，其实最早是从武侠小说中继承下来的。

战玉冰：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西毒欧阳锋或者《笑傲江湖》里蓝凤凰一类的角色。

马伯庸：对的，这是一种流行文化叙事所固化的文化属性，一提到西域或者西南，我们在通俗文学中就会有某种相应的联想。就像一提到东瀛，我们就会想到武士刀和忍者；一提到北方大漠，就是孤身刀客。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这么写，但读者和观众已经有了这种固有的印象。推陈出新，打破读者的成见，需要足够强健的笔力。像金庸先生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丐帮”这个概念，让乞丐们的组织一跃成为所有江湖都必备的元素。

战玉冰：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中国读者对于“西域”的想象是从武侠小说中建立起来的，现在又延伸到了悬疑推理类的小说和影视剧中，可以看出大众文化领域不同文学类型之间的彼此影响和渗透。大概也正是从《长安十二时辰》开始，作为历史小说作家的马伯庸身上“考据癖”的一面被渐渐凸显出来，你在这部小说里对长安的城市格局、市坊分布、街道情况、建筑形制， 以及人们的日常作息时间等都做了严格的历史考据，这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为什么在这部小说中会出现这个变化？

马伯庸：我觉得国内历史小说写作存在着一个时代风气上的转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一批历史小说，情节上大开大合，非常好看，但细节上往往不那么考究。而21世纪以来，特别是到了最近十年，随着历史普及的深入，大众在历史细节上就越来越要求准确了。现在国内写历史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有追求历史细节真实的意识和自我要求。而更为便捷的信息检索手段，也帮助我们在获取资料上相对更容易一些。

具体到我自己写作上的变化，可能和我在这一时期开始全职写作，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去看书、查资料有关。很多时候我写历史小说的原因之一是要倒逼自己去看书，有些书如果不是为了写作就很难看进去。比如我写《长安十二时辰》时读《隋唐两京坊里谱》，这是一本资料性质的书，讲唐朝长安和洛阳的城市修建工程、城门交通制度、城里寺庙和街道的分布情况，等等。如果不是为了写小说，我就不太会去看这本书。而有了写作的计划，就有了相应关注的问题，然后再去翻这本书，就会看得津津有味，大有收获。这有点类似于苏轼所说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次带着一个问题去读书，就容易集中注意力，读得也会比较深入。

我之前写《风起陇西》时也犯过一个错误，就是写到三国时期的人在吃辣椒，而辣椒是很晚才传入中国的。被读者指出来之后，我深受刺激，后来格外小心，写历史小说更追求一种细节上的严丝合缝。这个做法，也是受到了福赛斯的影响，他在写《豺狼的日子》《战争猛犬》《上帝的拳头》这些小说时，会写得极其细致，细到每一条街道的名称、每一支枪的型号，甚至每一张票据的单号都会被具体地写出来。后来我去查了下，发现这些细节其实都是他自己编的。但当他小说中的这些细节做到足够细致之后，对于读者来说就会产生一种质感，或者说一种可信感。读者本能的反应是，你写得这么细致，那么应该就是真的吧。这和我们玩VR游戏一样，当游戏分辨率足够高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真实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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