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木伦遗址发现于2010年，是鄂尔多斯高原继20世纪20年代发现萨拉乌苏和水洞沟遗址以来，时隔近九十年的一次新的重要发现。遗址地层堆积厚，地层分为8层；遗物丰富，包含大量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和一些用火遗迹；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6。5万～5万年，属于古人类和旧石器技术演化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古环境研究显示，遗址气候属温凉偏干类型。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以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2010～2012年发掘获得的13146件石制品为研究对象，从原料来源与利用、石核剥片技术、工具类型和修理技术、石制品拼合等几个方面对遗址石器工业进行研究，并通过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石片生产过程和方式等人类行为予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古人类在距离遗址约2km的基岩砾石层采集原料后带回遗址并打制石器，其中主要是40～80mm的优质石英岩，体现出对砾石大小、岩性、岩石质量等方面的选择性。石核剥片主要采用了硬锤锤击法，此外还有砸击法以及可能使用的压制法。剥片技术和序列的研究采用了阶段类型学的方法，将剥片过程分为预备和生产两个阶段。各阶段不同的剥片方法和技术共同构成了17个剥片序列。不同剥片序列对石核初始毛坯形状和原料等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体现出在石核剥片方面的原料经济。此外，石核剥片还体现出很强的预制性。工具类型是以锯齿刃器、凹缺器和刮削器为代表的小石器工业组合，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一般特征；一些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还体现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特点。
与国内相关遗址对比表明，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具有非常鲜明的本土化特点，是中国华北地区小石器工业传统连续演化的重要一环，也为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理论提供了文化上的证据。乌兰木伦遗址下部相对较早到上部相对较晚文化层，石制品面貌变化不大，体现出石器技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国外相关遗址对比表明，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表现出一些西方旧石器文化元素，如Kombewa（孔贝瓦）技术和Tangedpoint（带铤石镞）。特别是后者，很有可能是北非Aterian（阿梯尔）文化传播的结果。带铤石镞的传播路线与现代人走出非洲的北线迁徙路线在一定程度上重合，即早期现代人向北最先到达北非，并将该地区Aterian文化流行的带铤石镞带到世界其他地区，而乌兰木伦遗址是连接东亚的重要中转站。
该书研究认为乌兰木伦遗址具有狩猎屠宰场的性质，而不是人类长期居住的场所。古人类在这里狩猎、打制石器、屠宰动物，并发生了生活行为。较厚的地层堆积以及不同文化层连续稳定的石器技术，表明遗址被同一人群长期重复利用。
该书还从组织能力和计划深度两个方面对乌兰木伦遗址古人类的认知能力进行了分析，并探讨其行为的现代性。古人类在原料选择、石核剥片的预制性和复杂性、工具修理、复杂工具设计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策划型技术，表明已具备较强的认知能力。特别是带铤石镞的出现表明“安全狩猎”和“系统狩猎”已经出现，而这正是行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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