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学社史》：
（二）影响的人群
道德学社在学术界的影响整体上一直比较弱，这与学者们具有比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以及道德学社带有明显的宗教、迷信特征直接相关。
道德学社对军政界的影响比学界大，早期有较多军政人员参与，后来逐渐减少。其对军政人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行为和生活上，未曾真正对军政决策发生过影响。
道德学社的骨干大都有较好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如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地方士绅、商人，他们参与学社或受到学社影响与其认知或价值取向有一定关系，还与自己在道德学社中能够获得较为优势的地位与归属感，甚至能获得一些利益直接相关。道德学社的教化对象则是包括以上人员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农民、士兵、商贩。在此列举若干例证：
河北栾城没有建立道德学社、阅书室等，因为距离北京近，栾城人杨延年早年成为段正元弟子后，便介绍他的侄子杨修三和村里好几位农民来北京道德学社听段正元讲道说法，后来到北京道德学社拜门。杨修三感觉道德学社最适合他，他与别的弟子在北京道德学社一起干活，尽心尽力，心甘情愿自己出饭钱。杨修三是文盲，因为经常听段正元讲经说法，后来自己也能读段正元的书了，再后来也能讲了。回到老家，乡亲们考他，他也能答得出，乡亲们觉得他不简单：不识字的人能讲四书，之乎者也，脱口而出，俨然是一位乡村私塾先生。他常到北京道德学社听讲，每次回家都要带些道德学社的书回去，村里村外有人来他就给他们看，看了书觉得好的人就随他一起去道德学社。
河南上蔡人崔元章也是道德学社的弟子，他的经历特别曲折，祖辈皆为佃农，因此他未能上学，只能农闲时读私塾，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因他外祖父是段正元的弟子、上蔡道德学社的社员，他姥姥、母亲也参与学道。全面抗战开始后政府征兵紧迫，他已接近征兵年龄，几个叔叔都在应征之列，因怕抓壮丁常常东躲西藏，给家庭带来很多困难。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崔元章于1942年带着姥爷、母亲送给他的道德学社的书籍参军，当了卫生兵开赴抗日前线，书里面还夹带一张段正元的相片。无论怎样地艰苦转战，他都将段正元的照片和书籍随身携带，片刻不离，一有时间就阅读。其晚年回忆称：“我一有时间就读这些大道法语，知道大道不虚，知道人凭良心做事做人，就元气维护，慎独克己尽人事，所以无所畏惧。战场上说是枪子没眼，但我没有任何担心。段夫子说的话，不是害人的，不害人就照着做。死了就死了，不死了，就活着。”崔元章任卫生队司药官，乐于助人，体贴自己的勤务兵，拒绝利用职权谋私，不受不义之财，有空就写字，为队里写公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看到军界一片黑暗，就想另找出路。当部队驻扎在宝鸡时，他出外散步见有“道德学社”牌子，进去访问，遂脱离了部队，留了下来，后来由宝鸡大多数同仁介绍到西安道德学社。
道德学社还曾引起来华的外国人注意，段正元说：“我提倡固有道德，缔造大同世界，免除战争惨祸，为中外所周知。外国名流，有希望和平、向慕大同学说来访谈者，我均告以人道贞义。人以类聚，与禽兽不同，凡事可以公平讨论，合理解决。大齐有无相济，缓急相通，相亲相爱相扶持，始能共享永久和平幸福等语。听者见我竭诚开示，无不感动天良，心悦诚服。”①道德学社成立二十多年中，先后来拜访段正元求学问道的国外知名人士有德国卫礼贤、鲁雅文，美国李佳白、何乐意，日本人满野氏、小山贞知、坂西利八郎等。
据《远人问道录》记载，1919年秋，美国传教士何乐意到南京道德学社参观，得知道德学社的社师段正元在北京，遂亲来北京拜访。先由社员引他参观北京道德学社中各种陈设布置，其见礼堂上有“惟皇上帝”四字横匾，就以此为话题与社师段正元交谈起来。何乐意问：中国儒释道三教以儒为主，为什么也供奉上帝？段正元解释说是因为中华自唐虞三代即有“上帝”的称号，并比较了中西方上帝的不同，等等。②
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旅居中国三十多年，曾办礼贤书院及尊礼文社，曾翻译出版《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1923年，他在北京任德国驻华公使馆馆员时偶然看到道德学社段正元的讲义，极其佩服，后由杨震文介绍来北京道德学社拜访段正元，由殷仁三介绍拜师，段正元授以《（大学）心传》，卫礼贤如获至宝。后来回德国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德国阐扬中国文化，沟通中德学术，创设了中国文化研究社，当时中国政府还给予此文化研究社补助金。1998年7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卫礼贤的代表作《中国心灵》，书中谈到了道德学社，认为道德学社与当时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宗教迷信团体不同：“它以一种科学态度关注许许多多与生命原理相关的问题。为此，他们系统地观察了内在的生命及人类社会团体的构成。其创立者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地位卑贱的家庭。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但是他通过自己炉火纯青的内在经验能够深刻洞察人的心理状态……这些观点与那些各式各样的理想哲学最深奥之处是多么恰好吻合呀！圣保尔和圣约翰的通灵回响，佛教的最深层的原理，同样，道教和儒教的最深精髓，皆赞同和支持它们的观点。”①
1924年秋，美国教士李佳白见中国有发生战祸之迹象，想联合各文化团体通电呼吁和平，于是亲自到北京道德学社拜会段正元，段正元对他使用通电的方式“不禁慨然作色”，向他讲了一通《大学》《中庸》．还告知“欧美人流行科学实证、理性主义，本应具有实行精神”，以“不愿为附骥”的名义拒绝参与。⑦
北大教授·德国人鲁雅文于1927年6月来道德学社拜访段正元，成为外籍执弟子礼者。卫礼贤与鲁雅文乃同学，在回国前介绍鲁雅文来道德学社。鲁雅文原来懂一点儿静修功夫，在道德学社听了段正元讲道，自觉受益匪浅，所以请求拜门。段正元授以《（大学）心传》，并与之讲道与法、性与命之区别。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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