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挑战
　　对于终日努力筹集资源以实现“土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颇具雄心的项目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保护融资（conservation finance）和保护资本（conservation capital）是比较熟悉的术语。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两个词可能还需要定义。布莱尔 布雷弗曼（Blair Braverman）是参加瓦尔迪维亚会议的学生之一，她在一篇科比尔学院（Colby College）的博客文章中解释了术语使用的难点（Braverman，2008）。
　　（1）2008年11月初，环境研究和生物部门发布了关于征文比赛的公告。比赛的获胜者将获得一次免费旅行—参加2009年1月在智利瓦尔迪维亚举行的“美洲环境保护资本会议”。我立刻决定参加这次比赛，准备用一篇六页的论文来描述一个保护融资的创新事例，以展示其难度。
　　（2）事实证明，确实挺难的。首先，我竭尽所能也找不到保护融资的定义。我之前从未听过这个词，在谷歌和维基百科上也找不到答案。我询问了我的教授，他的答案也有些矛盾。最后我决定假设保护融资与资助保护（financing conservation）是相同的意思，并在这一基础上开展我的研究。
　　Blair是对的。她的定义基本上与林肯土地政策研究所召集的一群保护学家所得出的定义一致。近年来，该小组就最具创新性的保护融资形式进行了交流，即保护学家如何资助保护项目，并为保护领域带来新的资金来源。
　　这项研究的第一阶段创作了一本专注于2004年至2005年美国的保护融资创新理念的书—《从瓦尔登到华尔街：保护融资前沿》（From Walden to Wall Street：Frontiers of Conservation Finance）（Levitt，2005）。此外还有Clark（2007）、Ginn（2005）、Hopper和Cook（2004）、McQueen和McMahon（2003）。这些成果为越来越多开设保护融资课程的高校以及相关从业人员树立了严格的标准。
　　然而，正如在所有领域创造力都会发挥作用一样，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对保护融资和保护资本的理解会有所差异。正如Jeff C. Milder在“美洲环境保护资本会议”期间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些对应的资本形式来完成通常的保护项目，并为这些项目提供特别的资金。金融资本肯定是其中之一。但是，成功完成保护项目及其融资还需要：自然资本—我们希望保护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本—这些因素有助于让长时间努力工作的群体保持连贯性和持久性，以达到保护倡议的需求；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技能和知识，环境保护学家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
　　此外，保护融资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也随着时间而变化。第一节的重点，正是分属两个不同大陆的两个国家。如今保护协议交易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20年前大不相同。诚如Antonio Lara和Rocío Urrutia所解释的那样，在智利，环境保护学家正面临着在该国经济发展较集中的中部和北部扩大保护区的挑战，以便有朝一日能够与南部地区预留出的大面积土地相媲美。这些保护从业者现在可以寻找公有或私有资本来源。实际上，过去十年智利用于资助保护的私有资金发展极为迅猛。正如Lara和Urrutia所述，智利人逐渐意识到南美洲南端的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拥有资助景观规模项目保护的巨大潜力。由此，作者的结论是：对这些市场的利用可能会对未来数年国内保护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产生重要影响。
　　再来看看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在第二节中，大卫 福斯特解释了该地区的森林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是如何复兴的。该地区森林建设的成果令人惊叹，部分归功于当地首次使用的保护融资手段。例如，19世纪90年代，由马萨诸塞州大都会公园委员会（Massachusetts Metropolitan Parks Commission）对用于收购区域公用场地的公共资金进行分配；20世纪50年代，大自然保护协会在康涅狄格州边界的纽约对具有高生态价值的土地进行保护；20世纪70年代在缅因州（Maine）开创了一次实践，对保护地役权对土地信托捐赠而产生的联邦慈善税进行了一次减免；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来自北部森林的联邦森林遗产计划（Forest Legacy Program）部署了资金，该计划从纽约州的阿迪朗达克山脉（Adirondack Mountains）延伸到新英格兰的佛蒙特州（Vermont）、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以及缅因州。
　　福斯特指出的挑战之一是在新英格兰地区重新造林。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一保护活动开始逆转。如果没有同时代人的共同努力，一波难以扭转的发展浪潮可能会导致永远失去这些环境效益。福斯特在与树林委员会的合作中振作起来，尝试了新的融资手段，如将小型森林地块集合成更大的保护地块。这些项目可能更容易通过传统手段获取资金，如森林遗产计划基金，或其他新兴的资金来源，如Lara和Urrutia指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市场。目前尚不清楚哪些融资来源是最重要的，但可以明确的是创新者为克服不断增加的挑战将付出加倍的努力。
　　第一节　自然环境保护逐渐增长的重要性—智利的经历
　　Antonio Lara和Rocío Urrutia
　　智利位于南美洲东部安第斯山脉和西部太平洋海岸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南北延伸超过4000公里，抵至大陆南端。智利气候多样，北部和中部（18°S～35°S）是沙漠和半干旱地区，以荒地、灌木林和草原为主，拥有着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和地方特殊性。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人类活动对这一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地区集中了国家的人口、经济、灌溉农业等诸多要素。
　　往南随着降水量的增加，森林开始出现，形成了毗邻阿根廷（35°S～48°S）的瓦尔迪维亚雨林生态区。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WWF）和世界银行发起的全球200（The Global 200，WWF确认的优先保护的生态区列表）倡议，将这些独*的生态系统列为全球最高的保护优先级（Olson and Dinerstein，1998）。这些森林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和特殊性，因此它们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这片森林同样面临着人类活动的威胁。在这片森林中，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长寿的树木，如山达木（alerce）、智利柏（Fitzroya cupressoides），它们可能在这里存活超过了3620年（Lara and Villalba，1993）。目前，生态区森林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人为火灾、农牧场的土地清理、选择性开采、破坏生态平衡的砍伐、快速生长的外来树种—如辐射松（Pinus radiata）和桉树（Eucalyptus）（Echeverría et al.，2006；Lara et al.，2006）。
　　再往南是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南部（48°S～56°S）。这里以岛屿、峡湾、湖泊、森林、草原、冰原和贫瘠土地为主。虽然目前这个偏远的大面积地区仍基本维持在原始状态，但其生态系统仍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此处亦面临多种威胁，如鲑鱼养殖业的扩大，以及目前正在规划的大型水电项目的引进。
　　智利的经济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出口，如采矿、农业、种植业、渔业、水产养殖等活动。随着这些产业在出口需求增长的推动下持续增长，智利的环境保护学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如何寻找创新途径使得发展和保护兼容。
　　在这样的环境下，本节主要介绍近年来智利政府和私营保护组织取得的一些重大进展。我们将重心放在智利中南部和巴塔哥尼亚（35°S～56°S），并且将生态系统服务视为智利环境保护的一个绝佳机会。
　　一、政府部门的进展与挑战
　　1994年，智利政府批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保护政策取得重大进展。2003年12月，国家环境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de Medio Ambiente，CONAMA）批准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战略中关于物种的内容如下：“在生态系统中，在物种和基因层面上，为促进代表性生物的多样化能够长期生存，首先要在2010年前保护每个最相关生态系统至少10%的占地面积。”（Gobierno de Chile and Comisión Nacional de Medio Ambiente，2003）。
　　2005年，智利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通过制定一个国家保护区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Protected Areas）来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该政策认可了“确定一个由政府和私营组织共同拥有和管理的国家水陆保护区系统”的必要性，并充分代表了智利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智利南部的重要地区受到国家和私有保护。
　　国家公共保护区系统（The National System of Public Protected Areas，SNASPE）占地1430万公顷（35336070英亩，或143 000平方千米） ，约占智利土地总面积75 609 600公顷的19%。大多数保护区位于智利南部，在44°S和56°S之间，包括行政区域Ⅺ和Ⅻ（图1.1）。该地区的近50%都包含在SNASPE中。相比之下，柱形表示了智利每个行政区域的公有保护区的面积（左）。实线展现了达到每个地区拥有10%植物区域的目标所需的额外还要保护的土地（右）。区域Ⅹ还包括了2007年创建的区域ⅩⅣ智利北部（18°S～26°S，包括Ⅰ区、Ⅱ区和Ⅲ区）只有5%到10%的土地面积包括在SNASPE内。在智利中部（29°S～36°S，包括Ⅳ、Ⅴ、Ⅵ、Ⅶ和M 区），包括在SNASPE中的土地则少于1%。
　　代表性植物群落被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现有指标。为了在区域基础上（不包括受私人保护的土地）实现保护10%代表性植物群落的目标，在最南端的行政区域中大约有5%至15%的额外公共土地需要受到保护。北部则有额外的30%到50%的土地需要保护。在智利中部，为了实现保护国家每个地区10%的相关生态系统的目标，受保护土地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例如，在第Ⅳ区（Squeo，2003），受保护的土地数量增加了23倍。简单来说，智利所有地区都必须实施更加平衡的土地保护战略，以实现全国范围内增加保护土地330万公顷的目标。
　　令人振奋的是，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的基础上，保护工作在过去几年中得到持续进展。最近的进展包括2005年创建的科尔瓦多国家公园，覆盖了近30万公顷的土地（43°11′S～43°77′S）。还有2005年在合恩角（Cape Horn）新建的两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Biosphere Reserves），以及2007年的安第斯山脉南部的温带雨林地区。安第斯南部项目是一个两国合作项目，包括了智利的220万公顷土地和阿根廷的230万公顷土地。
　　在实施三个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und，GEF）项目时，我们取得了进展，2005年至2013年期间共资助了7000万美元。这一数额由智利政府和私营组织共同合作筹资。这些项目着重于在智利建立一个完整的保护区系统，保护并持续利用温带瓦尔迪维亚雨林及沿海海洋生态系统。
　　保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可能是《原始森林法》（Native Forest Law）经历了多年讨论，终于在2008年7月颁布。该法律为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和保护土地所有者提供了经济鼓励措施。对土地所有者的多阶段经济鼓励将达到每公顷77美元至300美元。